第二，灾民配合反洋教反压迫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全国反洋教斗争普遍发生，高潮迭起，重大教案屡见不鲜。卷入这场范围广泛运动的人，成份复杂，有地主士绅直至下级官吏，但更主要的参与者还是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这里自然也包括因连年灾荒与土地分离的一大批灾民流民。在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有一个惊震中外的山东平原教案，我们看到一则记录灾民参加斗争的材料，这就是御史高熙喆于1900年1月5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的奏折中所称：“山东平原教案，初起之时，实因连岁欠收，贫民无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积居奇，穷民正在嗷嗷待哺之际，必不容若辈之剥削，遂至事起仓猝，纷争不已。平心而论，罪在教民，不在平民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9页。)平原教案发生在1899年春，因为在1898年前后，平原连遭灾荒，此时外国传教士与教民相勾结，横行乡曲，欺压人民，尤其在自然灾害严重之际，饥民遍野，他们却乘机高抬粮价，囤积居奇，必然引起灾民的愤怒，斗争矛头直指教会和教民，是理所当然的事。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敌我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尤其是在1900年夏帝国主义进攻大沽，蹂躏京、津之际，我们从《山东义和团案卷》中看到，各处灾区饥民纷纷起来参加斗争，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吓得地方官吏如掠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下举数例：

　　1900年7月（旧历六月），东昌府禀：“卑属天时亢旱，贫民过多，麋集之众虽皆声称系属义团，然查看情形，实皆无业穷民，居其大半。昨卑府赴茌、博一带巡辑，见田间土脉焦枯，不但梁菽生气不畅，即苇草亦不过仅高尺余。如此处如是，即彼处亦何莫不然。月前茌、博、清平不靖，则馆、冠亦告警矣。日积月累，势必至于遍地皆是。”(《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66～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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