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外态度的变化，对于它在处理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主要斗争矛头的义和团问题上的政策，不能不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1900年初到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前清朝政府的政策，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总的看来，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了对清廷“剿”“抚”方针的变化进行分析，着眼点多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农民武装的阶级关系，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的冲突重视不够，对这一冲突的存在发展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作用有所忽视。应当看到，由于列强对清政府压力的不断升级，清政府制订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所要考虑的不只是外国教会势力，还有直接以武力相威胁的帝国主义列强。这一因素的存在，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同山东官府一样，对直隶地区的义和团采取了特殊的镇压政策。

　　1900年后清朝中央政府的义和团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反复性。时人曾称：“朝廷办义和团诏书，前后反复，不类一人一时所为。”也有人指出这一时期朝廷“政令最乱，或剿或否，毫无宗旨”(《义和团》第2册，第520页；《庚子纪事》，第222页。)。类似的记载相当普遍，反映出统治阶级在义和团问题上乱了章法。地方与中央不能保持一致，朝廷本身也前后矛盾，屡有反复。这种反复性的出现，有清政府内部意见分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清政府在列强和义和团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的结果。在5月下旬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清政府发布的几道镇压义和团的命令，都是在列强的外交压力和武力示威的情况下发布的，旨在满足列强要求，避免中外更大冲突。但是，在发布这些命令之后，清政府又接着发布了有条件地承认义和团的上谕，如4月17日上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消除屈从列强的印象，要在镇压大规模反教会斗争的同时，避免过分损伤普通百姓反对外国势力的力量和热情，与山东官府的考虑是相同的。在实际上，清廷政策的模棱两可和前后反复，使一部分地方官和清军不知所措，对义和团的镇压行动受到牵制；使另一部分具有排外思想或爱国思想的官吏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朝廷政令的反复性，对义和团采取了纵容支持的态度。

　　同样是出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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