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在向半殖民地政府沉沦的过程中，清政府并不甘心将自己的统治权力拱手让给列强，它同帝国主义之间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对列强的侵略扩张也进行过多次抗争，甚至以战争相对抗。清政府的对外抗争，除了对丧失完全统治权力的恐惧外，还混杂有对西方文化战胜中国文化，“用夷变夏”的恐惧。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被瓜分将意味着清政府在全国统治的终结。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也逐渐达到高潮。清朝统治者的两种恐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现实都迫切。于是，如同神差鬼使一般，时代把封建统治集团中最顽固最保守的一派推向了权力的中心。
戊戌政变后中国*的新格局，对中外关系有着极重要的影响。清朝统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产生明显的裂痕。1898年10月，京城等地发生排外骚动，英国舰队立即开赴大沽示威，各国纷纷调卫队入京，引起清廷的疑惧。其后，由于列强在废帝立储问题上拒绝与清廷合作并施加压力，双方关系又一进步恶化。与此同时，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公然鼓吹颠覆慈禧政府，对华实行武装干涉。
除了统治集团对外态度有所变化外，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许多清朝官吏的爱国感情，加深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仇恨和对人民反帝斗争的同情，有的官吏甚至直接领导了反侵略的斗争。如法国侵占广州湾后，广东遂溪县知县李锺珏不仅支持当地人民的斗争，而且亲自组织力量参加了同法国侵略军的战斗。这个事实说明，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矛盾的突出和尖锐化，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分化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官吏和地主直接加入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行列中来。这种局面，对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也不能不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还应该看到，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力量也日益壮大。这些都使得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在对外方面不能不抱有顾忌。在民族危机的严重时刻，对于外国侵略的屈从、妥协和投降，不仅将严重地损及清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统治权威，而且很可能诱使人民斗争转变方向，由反帝转为反清。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戊戌政变以后的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上采取了某些相对来说较为强硬的态度。1899年2月，意大利仿效其他帝国主义，企图强租浙江三门湾，清政府断然拒绝同年5月，当德国在山东扩大侵略时，清廷派聂士成陈兵直东边境，命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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