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会和乡团的这种关系并非难以理解。拳会成员固然大都是农民群众，但很难说它就是一种单纯的农民组织，地主士绅对各个拳会组织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曹单地区的大刀会在一个时期内是受地主士绅控制的组织。教会喉舌《山东时报》称：“富庶之家，堕其术者几乎千万户。”(《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182页。)东抚李秉衡也认为它是这一地区“有业之户”“图卫身家”的民间团体。山东大学的调查材料也证实了它的成员中有相当多的地主富农(《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5页。)。直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民与当地士绅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在争夺梨园屯庙产的持续几十年的斗争中，士绅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1887年争庙事件激化，档案记载表明了是梨园屯的会首、监生刘长安出头领导的(《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63、559页。)。调查资料和冠县县志的记载虽略有出入，但也证明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策划组织了这一事件。惟其如此，拳民一方在1892年的斗争中才得以“动用昔年办团枪械”。直到1898年拳民遭到镇压以后，冠县绅耆赵本章等还亲自出面向清朝官方保释被捕拳民(《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323页。)。鲁西北地区的红拳和神拳中，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的比例似乎稍大一些，但也有一些地主士绅活跃其中。平原知县蒋楷笔下的拳会，就有不少武举、里长、庄首等或者厕身其内或者参与其事。所以，吴桥知县劳乃宣所说的“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于其中”(《义和团》第4册，第452页。)，并非无稽之谈，在一定程度上确是拳会这类组织内部结构新变化的客观反映。
在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拳会一类民间结社的斗争目标也发生着移转。它们几乎一无例外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异己力量——外国教会势力。早在1896年，大刀会就打出了“逐灭洋教”的旗号，声言要把“天主教人尽行杀灭”、“天主教堂尽行打毁”(《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152页。)。直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则一直与法国教会势力进行着坚决的抗争。济宁陈兆举的红拳、茌平一带的神拳都是在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中崭露头角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夕，山东官府的多次调查也都承认，在拳会组织活跃的直隶、山东及江苏、河南邻近州县，“凡有教堂之处，与民人多有积怨，……恐因细故而酿纷争之祸”(《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这些都反映出拳会组织和教会势力广泛而又尖锐的对立。
那么，做为不受官府控制的民间结社，拳会在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是否也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呢？我们认为对之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诚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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