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战后的财政危机削弱了其对外抵御对内统治的力量，这种情况在它统治本来就较薄弱的鲁西鲁南地区尤为严重。一向被清政府严厉查禁的各种民间结社迅速发展，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鲁西南的大刀会、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和鲁西北的神拳。这些重新崛起的民间团体与乡团的关系如何？大刀会的早期历史，记载着与乡团合作维持地方秩序的事实：“该会初本保家而起，专意捕盗”，“并帮同各团长捕获巨盗多名送究”(《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150页。)。调查资料也表明大刀会与乡团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概敌对。曹县东方团团总曾广寰“平素与刘士端往来，并且支持刘的大刀会”。不仅如此，刀会的成员甚至还渗入到各类官方组织中去。曾经比较详细地调查过大刀会的情况、时任江苏徐州道的阮祖棠就说过，由于大刀会刀枪不入、豪侠尚气，“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甚至营县局卡亦有召募防卫”。以防御匪盗为主要目的的乡团中很可能也有不少大刀会成员(《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9页。)。赵三多的义和拳与乡团的关系大致也是如此。威县配义团的副团总是赵三多的亲戚，冠县乡团首领杨昌濬与赵三多素有交情。这一地区乡团的成员“玩义和拳亦不少”(《郭栋臣亲笔回忆》，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官府在处理义和拳反教会斗争时，也发现这里“地方拳民团众势颇固结”(《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221页。)。济宁地区的红拳和朱红灯的神拳乡团的关系，相对来说不那么密切，但也不是截然对立，也有拳会首领“附入民团，煽惑聚众”的记载(《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409页。)。神拳攻打张庄教堂时，一支有十四五个村庄参加、人数很多的乡团赶来相助。据说这支乡团甚至还帮助神拳对抗过官军。直至1900年袁世凯抚东时，这里的乡团对拳民的反教斗争仍是“莫肯禁止”，以致地方官和袁世凯都认为“团练不足恃”(《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69页。)。

　　以上这些事实表明，拳会与乡团的关系并不像以往所说那样，始终都处于对抗的地位。至少在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在有些地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友好相处、甚至合作相助的微妙关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