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会匪区别”政策的是江苏官员徐州道阮祖棠。他对解决大刀会问题，认为应“只论匪与不匪，不问会与不会，为之匪会划清，藉安反侧”(《教务教案档》第152页。)。阮祖棠的“会匪区别”主张最初没有得到有力的反响。山东巡抚李秉衡在镇压大刀会时，虽然已经对“杆匪”和“会匪”采取了有所不同的镇压方针，对“杆匪”进行残酷镇压，对“会匪”则采取较为温和的措拖，但还没有承认或默许拳会的存在。直到1899年夏秋之际，山东巡抚毓贤才开始在镇压拳会的过程中实行了“会匪区别”的政策。当陈兆举的红拳于济宁一带掀起反教会斗争时，毓贤致函总理衙门说：“平民学习拳棒，多系自保身家。惟前受教民欺讹太甚，加之外来匪徒乘机煽惑，遂各怀报复之心。”(《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152页。)朱红灯的神拳起事以后，他更明确地说：“山东民情强悍，因屡受教民欺侮，积不能报，多习技勇自卫身家，其事容或有之。至于聚众逞凶，只是外匪乘民教不和，从中挑衅生事，”把发动反教斗争的拳民说成是“冒称大刀会、义和拳等名目”的“外来游匪”(《筹笔偶存》，第41页。)。与毓贤的这一手法相适应，一些地方官的禀报中也把反教斗争归之于“假托”拳会的“外来匪徒”。
和李乘衡的“会匪区别”方针相比，毓贤的办法显然更进了一步。他不仅认为应对会与匪区别对待，而且否认拳会是反教会斗争的组织发动者。其目的一是要以镇压“外匪”的名义阻止反教会斗争的大规模展开，一是要避免过分损伤人民反教会势力的热情和力量，把拳会的活动限制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即做为当地一般平民自卫身家、对抗外国教会势力欺凌的有组织的力量而存在。毓贤曾对其下属说过：“民教互闹之案，不得专以匪论。”(《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3页。)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他也说：“（民教）结怨既久，仇衅愈深，外匪乘机构煽，以报怨复仇为名，因此闹教生事。其中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与闻者，固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0页。)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更明确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等情事，亦即派队查拿。”(《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44页。)这里应当指出，毓贤所说的自保身家，并不仅仅包括防御匪盗，而主要是指抵制教会势力的欺压。
“会匪区别”之外，山东官府在对聚集起来进行大规模反教活动的拳会进行镇压时，还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李秉衡在镇压拳会时，就采取了对为首者予以查拿，而对一般会众则晓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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