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认识的变化

维新派虽然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对之采取了敌视和批判的态度，但是当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特别是在后党顽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又较多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对义和团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以《清议报》为例，该刊自１９００年４月开始报道义和团的动向，并连续发表评论，指斥义和团为“莠民召乱”，“暴徒窃发”，着力批判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号召“速平匪乱”、“救圣主”。但自７、８月份之后，该刊对义和团的态度逐渐发生一些变化。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出版的该刊第５４册上，发表《愤言篇》一文，指出酿成义和团事实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义和团“素无练习，则攻战之术非其所娴也；各有身家，得锋镝之险非其所乐也。今乃不取朝廷之饷粮，不由官府之征召，一呼而集者数十万人，赴死军前，曾不返顾，……以抗御普世界中显赫之众强国，此即拿破仑、华盛顿复生，亦恐无此惊天动地之神力”。因此“今日清国之罪，非请国之罪，实是普世界众强国之罪”。《清议报》在刊发这篇文章时曾加一编者按语，声言“原稿不弁以题目，且并匿其姓氏，兹姑以愤言名篇，而转载如左。至其中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本馆可不赘一辞焉”［（１７）］，虽未明确表示赞同作者的观点，但倾向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此后不久，《清议报》的主笔之一麦孟华即在该刊连续发表论说，持与《愤言篇》相同的观点并发挥之：“天下抵抗之力，每与压力为反比例。列强之压抑中国也至矣。肆其凌侮，极其要求。……于是中人不平愤激之气，与列强利益膨胀之力，同达于最高之度。今日排外之扰乱，非出于中人之本心，实列强召而贾之也。”［（１８）］麦孟华还指出：“我中国诚衰弱矣，然民心犹甚固结，民气尤日见加强，故区区天津一隅之地，义和团发难于其间，外人集数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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