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之师，费数月攻战之力，乃仅足以破之。”［（１９）］“夫以四万万之人众，习二千年之同化，种本秀慧，性耐勤劳，浴世界最古之文化，抱强壮不挠之志气，其人宁可轻侮者哉？特以久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不能自振其精神，今爱国之心浸生，独立之气浸盛，若误视以非洲之黑种，而犹重加以压制，则向且为和平从之人，必至生爆烈奋激之变”［（２０）］。明显肯定了义和团的“爱国之心”和“独立之气”。以后《清议报》又曾刊出蔡锷、秦力山等人的文章和一些外国人士的评论，批驳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的攻击，认为“使义和团中有一华盛顿其人而主率之，其成败岂遽足逆料哉？”［（２１）］“亚洲大陆之污物，不第恒河沙数，不可思议矣。宜乎义和团欲一扫而清之”［（２２）］。甚至将义和团比之日本当年的维新志士，称“其成败之迹虽不同，其心志精神气魄则无不同也”［（２３）］。这些议论，屡见于后期《清议报》的“本馆论说”、“来稿杂文”、“时论译录”等栏目，并非偶一为之，实代表了这个维新派主要刊物此时的思想倾向。
这种对义和团认识和评价上的变化，在梁启超、严复等人身上都有所表现。例如梁在１９０１年７－８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一文里，曾以赞许的口吻引述赫德对义和团所作的分析：“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矣。自今取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２４）］后来他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书里又曾写道：“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２５）］已经注意将义和团民众的行动同后党统治集团的罪恶区分开来。而严复在１９０２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一篇文章里，也以同情口吻写道：义和团“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绝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鸣呼！亦可伤已”［（２６）］。此外像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的维新派人士汪康年等，也都有类似看法和情绪。
至于康有为，对义和团确实始终不曾明确表示过同情或肯定，但其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试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数月后他在《论中国必分割》一文中写道：“昔者拳匪力战，津沽流血，人心踊跃，西人畏之。”［（２７）］后来在１９０２年的《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折》里，康有为论及义和团事变时又写道：“幸诸大连鸡相掣，未敢瓜分；幸民心众志成城，未甘奴隶。不然庚子之祸，吾国已为波兰久矣。”［（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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