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书瑞（S.Naquin）、于春芳（Yu Chun-fang）和其他一些作者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朝圣活动的论文集中，运用了和汉森相似的方法和理论。他们避开了任何地点都有超越时间的本质意义的观念，以具体的朝圣地点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这些地点丰富的多层次的历史。这其中，韩书瑞对北京郊外妙峰山的研究特别具有理论意义。在此同时，韩书瑞还注意到与妙峰山相关的文字资料产生的过程，考察了崇拜信仰形式的转变和冲突。结果，“妙峰山”这一象征本身成为一个“历史地点”，在这里产生了“多彩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对霸权秩序的接受和抵抗、协商占用以及救赎式的重新解释”。 

　　　　　　结论 

　　当文化被看作是“多层面的、多元的、混杂的、不能从一个方面进行表达的”，而社会被看作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可能作为抽象的“社会”进行理解的时候，无论是照本宣科的解释学还是客观的描述就都不能解释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主体的构筑。 

　　如我们所指出的，学术界已经开始对主体性在各不同地区的特征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文化活动创造了主体性产生的条件，但对具体化的思想内容却很少进行描述，文化研究所探索的，是一个历史时期或文化地点内，集体创造的制约知识和思想的因素。它间接地揭示一种“空间”的存在，而占据这一空间的是一个永远包含着潜在矛盾的主体性。这种研究抛弃了传统经验主义自命不凡的预见和绝对性，使研究者能够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发，去对抽象的和已经不能变化了的历史对象进行观察，把历史看作戏剧，或把文化看作系统。 

　　这种研究方法把我们带出了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王国，种族中心主义的学术和东方主义的*就是在这一王国中发展起来的。它把我们带进了异常活跃的、充满偶然性和变化的历史舞台。在这里，个人能动性并没有被否定，而是分散到了集体性之中，这就有可能在许多不同层次上去辨识构成世界的一个个特殊点。这种多样性超越了过去那种个人与社会、思想与物质、地区与全球以及传统与现代相对的两分法。现代主义认为思想是虚空的意识，而自由主义则把文化看作象征符号和意义的层积，它们最终似乎都把一个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行为体系运用到一个相同的理想的语言领域。而唯物主义的文化研究则强调对语言表达和实践的综合研究，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展现历史的各个层面。 

　　可见，文化概念有希望在中国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应用。强调多种特殊性和差异，使我们有可能对地区性的实践和语言表达进行历史的研究。如果没有文化的差异，这些与我们不同的世界就几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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