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人类学强调文化的集体性和开放性，使我们可以不必对个人意图进行心理学的解释，专注于那些有重要意义的实践活动。人类学已经表明，文化是可以公开识读的。  

　　文化研究还允许我们在多个领域间进行论述，换句话说，文化启发我们对某些假定范畴进行质疑，尝试以新的方式去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面的研究。如赫伯特所说，“文化”从不象“经济”、“社会”、“宗教”、“*”以及其他传统学科那样固守自己的地盘。文化的这种跨学科、跨范畴研究的倾向，尽管在人类学中常常伴随着把文化视作“系统”的令人遗憾的思想，仍然有着远大的发展前途。人种学将经济的、社会结构的、思想的、心理的、生物的以及生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对全部世界进行细致的描述。与此同时，人文学界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也打破了宗教、*、知识、文学、艺术、医药以及地理等社会学领域的分割，开始注意去挖掘中国本土化的范畴。 

　　文化既可作为物质存在去感知，又可作为某种建构来认识。我们反对把文化看作完全由思想构成的纯哲学实体，也不认为文化是“有形体的”象征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的组合。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论资源，可以在对历史资料和各人种的实践活动的研究中实现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不必重蹈行动主义者弱化过去的复辙。无论“文化”是什么，它都应该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将文化看作一个与其他客体不相关连的客体，而是看作由一系列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结果组成的星群。 

　　文化的所有这些特性——特别是可识读性、超越范畴性、物质性和建构性，都可以发挥批判的作用。我们看到，文化观念已经被用来动摇社会科学许多有影响的概念和模式，用来推动科学研究从研究对象中获取新的知识体系。在不少人类学家那里，文化开始成为一个完全物质性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物质结构、时间使用模式、社会团体特质、服装风格以及公共碑刻等。但是直到最近，人类学家的研究仍然是非历史的研究。对历史学和人类学来说，只有对旧有的范畴进行彻底的理解，将它们从人种志和历史学的局限中解放出来，重新进行明确的探讨，“文化”研究的批判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使我们再也不能将文化看作有着强制作用的、无主体的、不变的结构，再也不能以理性文化和自然文化来区别西方和东方。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果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旧的东方文化研究已经和殖民地观念密不可分，那么，仅仅是软化东西方比较的语气，或者更为“公正地”看待“其他文化”，都不足以动摇第一世界学术界强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旧的范畴本身向历史学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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