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某些文化史和殖民后历史研究的方法，已经更加密切地关注到了主体性问题。可以认为，大多数新的文化史都运用考证性、资料性的方式来描述主体，英国的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文学批评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这种方式。它超越了文化既是表达方式又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双重定义，文化成为一个宽容的概念，它把历史的注意力引向广阔的社会，从最平庸最受轻视的底层直到最正统最崇高的领域。 

　　譬如说，斯达里布拉思（P.Stallybrass）和怀特（A.White）在《越轨*学和越轨诗学》的第一章，把“集市、猪和作者”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他们在书中以同样的口气，把以前在城市化、农业、贸易和文学中分别讨论的内容揉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资料，从本琼森（B.Jonson）的戏剧、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案例到修建地下水道、清理贫民窟和家庭佣人的管理，应有尽有。他们一步步建构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身体的谱系——它的欲望、它的厌恶和它的表现。这样，他们把高文化与低文化、上层社会与民众的社会概念，与正在兴起中的中产阶级对丑恶、黑暗、疾病和犯罪的焦虑联系起来。显然，对西方资本主义中存在并已经制度化了的高与低的社会分化的这种历史的描述，应该使我们对中国研究中广泛存在的将上层社会和民众分离的传统进行质疑。 

　　另一方面，最近１０年间出现了许多关于１９世纪殖民国家在全世界活动的研究，学者们开始对诸如１９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博览会一类的文化事件进行仔细的考察。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揭露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妇女和性的传统认识对家长制的作用，指出了这种伪生物学的作用方式。从事南亚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则认识到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着他们本身进行世界主义的学术研究，因而谋求发展能够对“次生的”差异进行研究的历史方式。然而，历史学家们的这些理论资源对中国研究领域未能产生迅速的影响。这或许是有原因的。尽管公共领域的概念似乎可以在中国“公”的观念中找到自然的对应，但欧洲社会理论和历史学中的主要概念却很少可以直接解释中国的情况。此外，欧洲学者将自己的传统解构或非自然化的努力，与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谋求在世界上重建一个被破坏的历史的努力大相径庭。 

　　无论如何，中国研究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使之沿着一个新的重要方向发展。有趣的是，这项工作是以研究过去包括在中国文化领域的课题开始的。不同的是，新的研究愿意扩大文化的概念，同时转换分析者的位置，部分地缩小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这方面的典范著作是汉森（V.Hansen）有关中国中古时期诸神的研究。在这部著作中，她表明了如何既能注意到社会经济的分层，又能对雅俗文化的单一性提出质疑。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落入宗教研究的巢臼，避开了人们是否“真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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