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和韦勒运用葛兰西的理论，目的是与吉尔兹和帕森斯的其他学生所代表的人类学中的文化主义相抗衡。吉尔兹在欧洲的“新文化史”中相当有影响，他的目标是解释各种文化。对他和其他帕森斯学派的学者来说，文化是集体性意义的领域，社会集团的本体在这一领域内得以表达和加强。吉尔兹提出的“重笔描述”的文化解释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现象所代表的深层文化象征的途径。这种受符号学方法影响的解释方法，局限于一时一地，不考虑历史、不考虑时间的变化，满足于寻找各社会领域间的平行和共振，但仍然不能深入到它们的根源。 

　　就中国研究来说，这种文化解释方法有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在“发掘”隐藏着的深层时，往往忽略“意义”在各种社会存在方式中的复杂性。“意义”对谁而言？“意义”为谁？为什么利益服务？“意义”与它的物质符号是什么关系？它在把一种本质内容归之于历史行为时，往往没有看到行为本身复杂的多样性和矛盾。第二，它在对“不可识见的结构”进行解释学的辨识时，有将历史现状自然化的倾向。这种解释方法以某种有丰富意义的一致性看待整个社会秩序，同时却使人难以想象任何形式的变化的发生方式。 

　　吉尔兹的文化主义在人类学界并不是没有人反对的，豪伯斯包姆（E.Hobsbawm）和兰杰（T.Ranger）的《传统的创造》就是一例。这本历史论文集把民众创造层面的“传统”和新出现的建构起来的“传统”区别开来。英国皇家礼仪、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文化”、英属印度和非洲殖民化进程都被看作是建构起来的传统，是近代欧洲国家建立和全球扩张的显著特征。这种方法在人类学中受到广泛欢迎，它把人的能动性还诸于文化现象的历史创造，把文化的或民族的特征看作是对特定的历史压力作出的反应，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本质的表现。 

　　吉尔兹的文化解释学方法和历史人类学的文化建构理论都有助于理解社会历史的差别，但两者都没有直接地触及主体性问题。只要文化解释学的目标是研究表现潜在的本质意义的文化，那它就无法揭示社会生活中影响各种主体地位的过程。“传统的创造”理论提出文化具有战略意义的观点，抽象的作用者被看作按自己的利益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两种方法都未能表明主体和作用者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变化方式。 

　　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应该能够把主体看作是有限的资源和强制行为的一个方面。“人们”不仅只能在他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中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且也只能在集体性过程中创造他们本身，这一过程中不存在洁净的选择基础，也不存在完美的理性意图。当然，这些条件也象制约着历史主体一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