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理论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在中国即使存在有公共领域，它在乡村社会中显然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另外，把中国的*和社会变革表现为戏剧表演，则更不恰当。“公共领域”理论主张抛开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偏见，转而去研究市民社会。但是，由于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几乎不存在欧洲历史上的那种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最终还是不免要重弹中国发展“失败”或“不充分”的老调。这种研究理论，否认在非西方或非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展出一种有其独有文化特色的民主*生活的可能性，以一种时髦理论重复着一种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只有一种可接受的或可理解的现代化道路，所有独立的殖民地社会或“第三世界”在本质上永远是“落后的”。 

　　从传播领域借用语言和比喻的倾向，在约翰逊（D.Johnson）、黎安友（A.Nathan）和罗斯基（E.Rawski）合编的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民众文化》一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部书中重新使用了“精神性”一词，表现了把文化视为观念性的观点。与以往许多以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进行的研究不同，该书的编者们尽力避免一个单一的中国精神，而是对各种形式的意识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多元的中国精神。这些学者的问题在于，在整理中国文化的“共同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产生整体影响的途径的同时，如何去区划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造就的不同精神。 

　　　　　　人类学的文化观与历史的文化研究 

　　在《霸权与中国民间意识形态》论文集的序言中，编者盖茨（H.Gates）和韦勒（R.Weller）在论及文化的符号学概念时，认为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观是有用的，因为它“把思想更直接地与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联系起来”。盖茨和韦勒在这里明确地扩大了文化概念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并且避免了那种忽视阶级和阶级冲突的霸权观，这种霸权观把文化过度理想化为纯粹价值和意识信仰的事情。 

　　盖茨和韦勒解释了霸权一词的三种用法：（１）霸权把支配力与社会共识的产生结合起来的方式；（２）霸权秩序内部产生的必要的反对和抵抗；（３）霸权力量分配的流动性。他们倡导的历史研究方法，拒绝将社会过分简单化，同时又竭力扩大进行文化调查的范围。这种研究方法必将动摇传统中国学中上层社会和民众、意识和强制性结构、统一性和多样化之间的对立。通过对权力作用的研究，以往看似封闭的系统又重新向历史的偶然性开放，人们可以放弃在“中国文化”中不断地发掘同样的老结构的做法，去理解真实的历史行为的变化无常和成就。 

　　盖茨和韦勒的观点中有某种工具主义的残余。我们认为，他们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评论，以及将欧洲的理论传统本身彻底历史化的做法，使人们对中国学中“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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