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这一概念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在欧美产生的。当北大西洋国家开始建立世界霸权的时候，文化成为知识界关注的对象。今天，把欧洲在全球扩张时代的冲突看作文化误解，或者把社会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看作是文化的产物，已经是极其普遍的了。 

　　然而，当人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他们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却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１９９０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提出了对文化概念８种不同的理解。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不能不从文化的完全整合性上去寻找。文化构成了一个奇异的整体，构成文化整体的诸多现象——信仰、思想、价值——都是立基在概念之上的、不可识见的实体。文化的这一特点，困惑着１９世纪的实证人文科学，也影响着２０世纪的文化研究。在２０世纪学术界的分工中，人类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社会学家，承担了研究文化的任务。他们曾经试图改变在文化概念使用上的混乱现象，但是并没有能够从实质上减少对文化这个整合性概念的依赖。 

　　在中国研究中使用的文化概念就是这种处于争议中的范畴。在２０世纪中后期，文化常常被用来对过去的和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在战后的区域研究中，文化一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层面，属于价值、意念、象征以及其他一些相对抽象的现象的领域。文化往往被看作整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层面，从而产生了试图把复杂多样的*结构简化为单一的“文化”形态的倾向。文化研究的这种特点，在美国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中”世界中受到“第一世界”支持的项目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文化”，实际上成为阻碍相互交流和恰当的文化理解的问题，成为学术进步的障碍。文化作为一个消极因素，或者作为一个决定因素，被用来解释非现代性的不合理和落后，在“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理性之间制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划。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的主流历史学中，对文化的阻碍作用似乎并没有进行多少研究，也全然没有对我们自己的活动进行过任何方式的文化分析。 

　　我们现在大都认识到，那些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在概念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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