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粗暴的歪曲，有着新殖民主义的音调。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要对几代中国学专家们所建立和使用的现代化理论中的分析范畴重新进行探讨，也很少有人对这些范畴中的社会的和*的资料进行过彻底的质疑。在这里，精神活动和相互间的交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历史批评很少怀疑过思想和观念是行为基础的假定，在中国研究中，这一假定也被普遍地视作当然的道理。然而，在价值、意向、思想等观念与行为之间关系上的这种假定，应当重新进行审视，允许跨文化的研究去对那些涵盖人文研究的范畴提出质疑。
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我们不可能对战后美国的中国史学进行全面的评论，而只是要表明文化概念的某些变化。在文化概念的使用上，我们认为应当将它从思想和价值的领域解脱出来，重新置放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和混杂性之中。
文化在现代化理论和地区研究中的作用
帕森斯和社会科学分工 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在其《社会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文化系统与自然系统和行为系统有明显区别，它既不是时间的，也不是空间的，由某些不受时间范畴限制的永恒的东西构成，不参与“过程”。具体的空间物体和暂时的事件可能有其文化特征，但只要它们是有形的，就只能是某种象征符号。它们作为事物只存在于个人的思想中，从外部对其进行观察，发现的不是它们本身，而只是它们所象征的东西的表现。
在社会科学中，恐怕很难再找到比此更为绝对的理论了。在这里，文化与时间和空间截然分离，形成一个凝聚的、不可观测的精神整体，只有通过那些低层次的“象征的表现”才能从“物质”上接近它。这种文化概念与帕森斯提出的普遍化和整体化的理论方法完全一致。
帕森斯的理论目标，是寻找那些能够说明人类普遍发展的基本单元。他认为，人类进化的基本事实就是社会单元对其环境日益强大的控制，这种控制表现为高信息低能量的系统对高能量低信息的系统的支配。从这一假定出发，帕森斯提出了他的系统层次理论，认为作为最典型的高信息低能量系统的文化系统，控制着社会系统、个人系统和生物系统。在这一理论中，文化有着裁决包括*和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社会行为公正与否的力量。
帕森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将文化与其他系统区别开来。他的学生吉尔兹（C.Geertz）和施耐德（D.Schneider）后来提出了一种文化社会学理论，把文化看作是“象征符号和意念”的系统，以其力求纯正的要素，几乎完全避开了社会学、历史学和*学。这种文化社会学理论试图将象征符号的集合解释为意念或者智力的表现，从而把人类学家置于一种解释者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学家已经能够集中于描述制度和其他社会结构，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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