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地区研究的社会史：“公共领域”　受七八十年代欧洲社会历史研究的启发，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国研究。色彩纷呈的欧洲历史学包括了编年史学派和英国唯物学派的历史著作，其理论源泉有当代德国的批评理论、葛兰西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布迪（P.Bourdieu）的社会学。这种新型的中国研究汲取了欧洲史学的一些分析概念，产生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著作。在某些著作中，文化不仅被看作上层社会自我修养的方式，而且被作为中国下层社会特别具有的一种现象来进行了研究。 

　　周锡瑞（J.Esherick）在他对义和团运动的开拓性研究中，谨慎地避免了那种研究强加给民众、而不是由民众自身产生的文化的方法，描述了一个有着丰富表现内容和复杂历史的民众教派，一个高度分化和充满纷争的社会状况抚育了民间宗教和地方争斗的产生。然而，为了论证民众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周锡瑞仍然保留了高文化和低文化、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的区别。但他把一些原先只与上层社会相联系的文化特色平民化，从而将文化从“高文化”转向“作为一个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然而，在论述中，周锡瑞运用了功能主义的解释。各种民间教派尽管各有其特点，但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在遭遇自然灾害、商业变动和外部入侵时，保持乡村村社的团结。因此，当义和团的文化形式戏剧转向社会舞台时，就获得一种新的力量，成为村社团结的仪式。这种半自主的、自我再生的“民间文化”既发挥着其社会功能——再造村社，也具有着心理功能——满足着逃避“日常生活牢笼”的欲望。周锡瑞对乡村社会特色多层次的解说，被一种心理主义破坏了：如同个人的自我宣泄释放了紧张情绪一样，文化的象征性表达释放了对“社会”的压力。 

　　在最近的研究中，周锡瑞仍然强调以戏剧作比喻来解释民众文化的理论重要性，这些研究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人类学理论，以戏剧表演来理解历史行为。在他和兰钦（M.Rankin）合编的《中国地方上层与统治模式》一书的序言和结论中，两位学者把地方上层的“文化霸权”和“炫耀性的有意识表演”联结起来。地方上层的文化霸权与规模不大却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公共领域”相关联。在这里，上层社会的价值通过戏剧表现出来，从而发挥了某种调和“政权”和“民众”之间社会关系的功能。因此，这种形式的文化就被理解为价值和象征符号，通过戏剧的信息传递，起到了威慑民众并为地方上层利益服务的作用。许多历史学者现在正通过报纸和地方档案去探寻明清时期微弱的“公共领域”，认为这种公共领域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就象大众媒体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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