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史 

　　打破帕森斯理论：史坚雅、孔斐力和魏菲德柯文（P.Cohen）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指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不同于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新的趋向。他把这种趋向称之为“中国中心”的历史方法，认为这一趋向出现，是由于“研究中国近代问题的主流模式从文化逐渐转向了历史”。柯文指出，研究重心的这一转移，是对费正清、费维恺（A.Feuerwerker）、芮玛丽（M.Wright）、列文森（J.Levenson）等所代表的中国研究的“社会文化”方法的批判和抛弃。费正清等人把传统中国和近代西方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误解视为两者冲突的终极原因，而柯文则认为，文化尽管可能有其整合的或“本质的性质”，但只有历史才有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力量。这一新的趋向取代了费正清代表的专注于静止对比的传统一现代性模式，中国成为充满内部的动力和变化、复杂的、多样化的中国，很难再把中国的所有现象简化到一条发展轨道之中。 

　　柯文的观点表达了对以往学术界的普遍主义日益增长的不安。我们认为，事实上，在柯文所指出的向中国中心研究方法的转变中，普遍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被全然抛弃。用我们的话说，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并不是注重文化或是注重历史，而是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目标，对地区性体系的研究取代了强调全球性过程的研究。 

　　在这一转变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发生变化了吗？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人们并没有放弃中国文化的概念。在许多有价值的社会史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内容”的研究已经被吸收到“社会学”的研究之中。这里，我们选择了代表中国中心趋向的几部著作，探讨一下文化概念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 

　　普遍认为，人类学家史坚雅（G.W.Skinner）１９６４年对中国农村集市系统的研究，标志着“新社会史”的开端。史坚雅研究了作为中国前现代社会特点的自然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把整体的中国区划为许多不同水平的社会经济区域，这些区域由交换和流通过程连结起来。这样，就能够进一步去研究社会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史坚雅的理论造就了一种区域集市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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