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的观点还包含有另一层含义。在西方，进贡制已经让位于合法化的税收和日益增长的经济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发展相关联的是法律的成长。法律在这方面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它既保护了经济活动，又在社会、国家和文化之间建立起行为的准则。与之相反，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没有发生，缺乏来自外部的挑战造成了某种内部循环，法律和经济活动在其中变化成为文化。朝贡制度可能不恰当地将“外交”和“贸易”结合起来，从未能认识到它正在完成这两种类似自然的功能。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范围内，不可能有立基在国家间相互平等基础上的真正外交，同时也因为商业未被人们看得象农业那些重要，结果，一个与世隔绝的中国发展出一种自我防卫的文化主义。这种文化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相对立，使得西方列强到达中国门口时，中国还未能做好应付的准备。正如费正清后来所指出的：“清帝国的潜在弱点在思想和制度方面，就是说，它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无知，并且执意不去重视它们。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它愚蠢固执地认为帝国优越于所有其他外国统治。清政府拒绝国家间的平等交流，最终不得不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屈服。” 

　　这段话表达了一种静止的、停滞的文化观，它为西方的侵略进行了巧妙的辩解，间接地将帝国主义打扮成救世主。它将“根深蒂固的无知”和特殊的思想制度形式看作自大和傲慢，与“外国统治”所代表的理性、现实主义和谦恭相对照。重要的是，这种倾向在费正清以及他所代表的汉学学派中，得到比帕森斯或者其他“西方”的社会学家更为重大的发展。这一倾向将控制中国“高层”文化的“社会上层”置放于损害一个整个平等主义的政策。这样，“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无知”成为清帝国统治者的一个特色，而“愚蠢固执”也成为帝国政策的特征。拒绝与西方进行理*往的是“北京”，或者用费正清使用的１９世纪大英帝国的语言，是“满大人”。 

　　然而在此同时，恰恰又是这些社会上层的消极性造就了中国文化主义所抚育的*秩序的持久性。社会上层们通过形式主义的读礼表演，固执地再造着文化结构。在传统中国，这种表演产生了“威望”，这种威望又使权力合法化并维护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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