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能够在帕森斯的理论中找到自己的学术任务，这一理论呆板地将“社会”描绘成根据常识而已知的事物，似乎对现代性不需要进行历史的解释。现代性被视为社会演进的自然产物，历史事件和文化特性只能对它沿人类发展的单一轨道行进的速度产生影响。对那些逸出轨道的社会，也就是那些到２０世纪中还未能充分现代化的社会，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授权给了地区研究。在这一研究中，研究对象（譬如中国）预先就被分割成一些自然范畴或自然系统，所有这些范畴和系统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文明的相互凝聚的从属部分来进行研究。 

　　帕森斯本人就曾运用这种刻板的理论来研究世界的演进。在他的《社会》一书中，中国被看作属于一种“礼仪象征符号”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构成两极社会上层一极的知识精英制定了“礼”，而社会的另一极农民，被永远地排除在“有积极价值的社会团体”之外。此外，他还认为，中国人过度信奉的“家族排他主义”阻碍了社会体系的进一步理性化。这种文化特色，使中国社会*结构在近代以前保持着独一无二的规模、稳定性和持久性，但也造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失败”：（１）缺少理性化的法律和法律程序；（２）未能发展起专门的经济制度。这两点不足都被归之于“文化传统的特点”。 

　　帕森斯理论中的华而不实的进化观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特色的贬抑，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在５０年代，这一理论提供了战后地区研究中认识中国的方法。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帕森斯的多学科研究能够在一种既非马克思主义又非帝国主义的框架下，来解释中国在１９世纪未能对西方“刺激”作出“创造性反应”的原因。帕森斯忽略了许多*进程，尤其是那些反映外部军事、经济控制所产生的社会变化的*进程，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辨识那些标志着一个独特社会特点的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特色。在当时，人们认为这些因素推动了２０世纪中期对立的世界秩序的产生。在解释许多社会面对现代化时宁愿选择落后和非理性的现象时，文化一成不变地成为最方便的原因。文化的无时间性反对历史的潮流，以一种特殊的倒退形式维持着旧有的制度。 

　　帕森斯以及哈佛的其他社会科学家，发展起一种组织不同社会形态历史资料的比较结构，费正清（J.Fairbank）称之为“分析结构”。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帕森斯理论中的某些名辞术语可能已经被废弃，但文化在“前现代”社会中具有裁决力的思想仍然统治着中国研究领域。 

　　费正清与中国研究　我们认为，费正清把“朝贡制度”看作典型的中国文化制度。费正清最初把描述“传统的中国外交基础”作为他的任务，因为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外交行为中仍旧保留着传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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