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斐力（P.Kuhn）在其对中国社会军事化的研究中，对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提出了一个与此相似但更为敏锐的历史解释。他论证了城市化和通商口岸城市的兴起在制造和扩大城乡差别中的作用。通过官僚士绅所体现出的国家行政技巧和地方权力的传统结合，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崩溃了。他认为，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上层交流的共同基础的士绅文化，在１９和２０世纪发生了分化。这一文化在乡村开始衰落，而在城市则走向了现代化和国际化。结果，城乡分化进一步加大，使文化不可能再发挥它维持一个有效的地方控制的传统功能。孔斐力在其有关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著作中给予文化的位置，提出了一个在许多以中国中心方法进行的研究中非常普遍的原则：一个社会越是接近“现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就越具有附属性。 

　　魏菲德（F.Wakeman）在其著名论文《盛清：１６８３—１８３９》中，将“文化”的几种意义巧妙地统一起来。他集中讨论了上层社会的文化现象，认为满清皇帝在成功地维护和巩固了早已存在的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为自身制造了走向衰落的因素。他们在个人方面把自我表现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个人化”的高层次文化活动却继续到一个最不适宜的时代。到１９世纪中期，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帝国主义的入侵，清帝国自我满足的文化秩序并没有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魏菲德在这里，重复了现代主义的文化观，把文化看作是变革的障碍、进步的阻力，以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方式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没落，把清时期的“文化”成就描述为“社会”的愚行。 

　　上述这些研究开始脱离了费正清代表的“社会文化”模式，开辟了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结构的道路。这些研究抛弃了关于僵化的中国官僚*的旧有形象，否认知识上层的历史是应当特别重视的领域，将明清时代作为“帝国晚期”的连续整体，以取代立基于中国回应西方理论的近代历史。它们是中国研究领域中一个野心勃勃而且影响很广的社会——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是严肃的民众主义和中国中心观的发展，也意味着费正清所关注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性进程已经不再成为研究的重心。然而，应当指出，在这些著作中，“文化”往往等同于价值、学问和上层社会的非经济活动，是一个被“高层次”文人传统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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