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史观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某些 特定地区的总体史，认为地区史“作为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群 体的历史，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总体的历史面貌。”[7]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70年代美国 史学界兴起了“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浪潮。[8]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史化”倾向即是这一史学潮流的一种反映。
首先，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史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缩小了研究单位， 开始从事地方史的“个案”研究。在地方史研究中，他们的重点又放在社会史和文化史 的研究上，从而拓宽了以往*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三分天下的治史格局，使社会 史和文化史成为研究的双翼。
在这类研究中，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戈德曼(Brvna Goldman)、艾尔曼(Be njamin A.Elman)、杜赞奇等人的著述都很有代表性。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 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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