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论著中，施坚雅运用中心地学说的原理进行了关于中国城市史以及城市为中心 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通过对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进程的详细考察，认为“由于中 国各大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结构，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没有哪两个区域的城市体系是想象的。”[3]因此他在力图确定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程 度的同时，引进了区域研究方法，并在大规模经济区域的意义上，将19世纪中国划分为 9个区域，提倡进行打破省份界限的不同区域的研究。在施坚雅看来，中国历史的结构 “是一个由网络相连接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概念。它们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 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历史学家在分析某些微观进程时应当把微观考察和宏观 *结合起来，将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而且“只有在一个富有意义的整 体中加以详细阐述，才能揭示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意义。”[4]

　　总之，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 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 社会史时的空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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