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欧洲君主国之通病的*与宗教的不宽容性，其中包括对斯宾诺莎的批判。《中国信札》形成了18世纪初叶的形而上学式研究（培尔、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与此后数十年更注重*学的研究之间承启的过渡桥梁。阿尔让侯爵似乎被“中国化”了，他极力向欧洲推荐具有尧舜道德的中国君主之楷模，认为欧洲尚缺乏这样的君主。他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才批判了基督教的*和哲学，这使他具有了唯物主义史观之萌芽。他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与法国诸教派进行了比较，批判了欧洲各国的有害教义、不公正的司法机构和行为有劣迹的君主、反犹太的基督教等坏的东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中国儒士们的智慧、中国文人的道德和中国儒家哲学的唯物观点等好的方面。
18世纪法国出版的《异教徒们的哲学史》一书的作者布里尼（Levresque de Burigny)为了探听中国的神学，也曾去请教过培尔和雷诺多，并阅读入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儒家文化的著作。他由此而得出了中国儒生士大夫持无神论的结论。他在《论上帝的存在》一书第1章中，一方面声称“上帝的存在已几乎被所有哲学家们证实”；另一方面也指出“某些民族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甚至是像中国人那样“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力图证明中国儒生士大夫信奉无神论，主要是为了证明他那“没有任何一种道德行为不由某些异教徒们实施”的论点。他认为人类的两项义务就是热爱上帝和自己的近邻。因此，伦理是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中国儒家伦理注重社会联系与社会伦理准则，绝非是受宗教的启发，而似
乎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布里尼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均来自中国儒家文化。
综上所述，在16—18世纪中国和欧洲间，特别是中法之间的首次文化撞击中，中国文化不但吸收了西学中的先进科学，而且也以自己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欧洲施加了广泛影响。民族永远是互相影响的，科学永远是无国界的，文化永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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