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偏见，甚至有很强的禁忌，扼杀了许多高水平的著作。1982年出版的论文集《文件胜于雄辩：反对对中俄关系史的歪曲》，再次强调了至19世纪末俄国对华的友善姿态（相对于西方列强的掠夺而言）。但对臭名昭著伊格那提也夫使团只是一笔带过，对伊犁危机也存在严重的偏见，而对1896年的中俄密约竟只字不提。《中国与她的邻邦》（1982）在讨论中国与几个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时，强调了“中国的仇外、华夏中心主义及封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加上农民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负作用。其中米亚斯尼科夫和什列勒娃合著的《18—20世纪的中俄关系》有较客观的评述，并批评了西方学者的一些偏见。这向我们提出一个挑战，即要将19世纪俄国对中国的入侵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作比较。
除一些特别敏感的领域外，学术研究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干预，严肃的有成效的探讨不会受到压制。他们不太熟悉日本的汉学研究，但对中国和西方学者的研究还是熟悉的。如果说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有时还有偏见，那么，这正反映他们为了与自己特殊的背景、假定和先入为主的偏见相一致，而作了一些偏狭的研究。
苏联研究晚清史的优势是*思想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这表明他们受到了库楚莫夫在20年代的草率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很清楚是库楚莫夫错了。但他们似乎还乐意接受他的一些观点，如认为是新的贸易和工业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和*斗争。这种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即把假定社会团体与“爱国的”、“封建的”“自由的”等概念联系起来，西方学者是不满意的。但象卡柳日娅娜、楚多杰耶夫、博罗赫、别洛夫等人那样，强调细致的分析，注重具体的历史事实，这也值得其他国家学者的借鉴。（摘译自〔美〕《苏联的中国研究（辛亥前）》，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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