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洛夫参考了有关华中革命运动的回忆录，他强调独立于同盟会（孙中山）的领导的武昌革命派的作用，认为这是对孙作为革命领袖的严重挑战。相反，叶菲莫夫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74年）一文部分纠正了这一偏向和当时西方流行的贬低孙中山作用的倾向。他再次肯定革命的反帝性质，强调如果直接攻击帝国主义在策略上行不通。他注意到民众反清的局限性，但强调民众的广泛不满对推翻清朝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同盟会有效地动员民众参加革命，那么，人们就会问在革命过程中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别洛夫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正受到批评，但他在一系列论文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1、比较在武昌起义后即被采用的临时约法（当时武昌军政府仅编制了一个《湖北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译者注）与孙中山计划作长期的宣传；2、比较武昌革命组织的规模（5000人）与整个同盟会（10000人）；3、严格区分一次现实的起义与那些小规模的暴动；4、肯定武昌起义只是士兵的反叛，不是军事政变。

　　近来大部分著作对孙的评价都较高。尼基福罗夫的《中国早期的革命家》（1980）深入研究了革命党人的活动和孙在其中的作用。在苏联汉学界他第一次研究了惠州起义、自力军起义和1903年洪全福的密谋。无疑，这一时期（1895－1903）的争议较少，在辛亥革命中也不占重要地位。尽管尼基福罗夫在叙述和分析方面与博罗赫有重复，但侧重点不同。如不过分强调孙的作用，对其他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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