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棠（克雷莫夫）的《1900－1917年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则有新的时代特色。该书广泛论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各种观点。他发现梁启超在1905－1907年对帝国主义的评估要比革命派更加现实。郭既不认为在近代中国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也不试图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来说明各种思想观念。该书的弱点是未能反映当代西方的研究成果，但郭绍棠以能具体地运用史料和拓宽苏联晚清史的研究领域赢得了声望。

　　1979年出版的以三篇专题论文合编而成的题为《中国：对社会发展途径的探索》一书，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博罗赫比较了梁启超与孙中山的进化观，后者拒绝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道德进步的观点，这要比梁启超更接近康有为的观点。博罗赫在《兴中会》（1971）中就已经注意到革命与改良运动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兴中会在惠州起义前的背景和发展有细致的研究。她强调孙的早期思想与19世纪80年代一些改良派的思想相似，并注意到兴中会与会党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孙和他早期的革命组织并不象以前人们所想像的是西方化的和脱离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他相信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目标和运气，而不是改良派轻视孙和他的组织。

　　三、对外政策和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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