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科斯佳耶娃的《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1970）对这十年全国小规模的反抗、暴动和起义作了比较。关于民众运动的起因，她不同意库楚莫夫和齐赫文斯基的观点，即新的经济环境促使地主更残酷地剥削农民，她也不认为是由于地租的增加引发了农民运动。在她看来农民的不满是由于有庚子赔款，它使得清廷加重赋税以充实国库，这一新的负担落到了广大雇农和中小地主身上。因此，“民众运动”主要是持续的排外而非反王朝。
近年来西方的研究纠正了科斯佳耶娃分析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但从总体上看，她多层面地刻画了若干农民运动的具体画面，比较了他们反映出的社会联系和各种不满。事实上，该书只是苏联学者更加深入探讨晚清民众*心理状态的起点。
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涉及民间组织和抵抗运动方面的论文，包括云南的穆斯林起义、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明确指出了受封建传统影响的民众运动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缺陷，这与苏联早期学者和后来的中国学者过分夸大民众运动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辛亥革命
别洛夫的《武昌起义》（1971）探讨了在推翻清朝过程中湖北革命运动立下的首功。他把同盟会的挫折归咎于动员民众来努力实现革命目标。另一方面，由于有一个长期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最后的焦点集中到了新军和未任职的官员身上，这给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别洛夫批评了库楚莫夫笼统地夸大群众胜利的说法。他象科斯佳耶娃一样，强调了群众在思想意识和互相联合方面的弱点，这也反映在为革命创造了良好条件的1911年四川省的暴动中。相比之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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