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在1976年出版的两部书中有进一步的研究，伊帕托娃的《19世纪40年代华南的爱国运动》探讨了广东民众的抗英斗争。她认为这是值得称颂的爱国的、反殖民主义的和有广泛民众参加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由爱国绅士组织，在抗英的大部分时间内，民众与政府是相互敌对的，政府对本国人民的顾虑比英国人还多，把自己的民众视为主要敌人。即便如此，民众持续不断的抵抗还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把外国人驱逐出广州，一直坚持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问题是广州人的抵抗在多大程度上可称之为爱国运动，对此，他既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去过分强调。

　　扎列茨卡娅在《1856－1860年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英、中法关系》（1976）中认为，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外妥协是由于它的非汉族化。她认为清廷的不抵抗政策并非不加区别，清廷屈服于英法并接受了所有侵犯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的要求，但拒绝在京设立永远性的外交机构。此外，清廷为得到足够的海关收入，以支撑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维持了除广州以外的各条约口岸的对外贸易，事实上，如果中断贸易则削弱了侵略者。她认为民众的普遍抵制和军事抗争在这一时期始终存在。绅士领导的农民扮演了了主角。英法的报告也表明，民众的抵抗对他们来说才是致命的。不管怎么说，她重新评估了中国民众排外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其所作的论证要超过西方学者。

　　卡柳日娅娜也探讨了晚清的对外政策和民众的排外活动——义和团。她不同意早期苏联学者把义和团看成是革命运动的观点，也放弃了自己过去认为义和团是反封建的看法。义和团在攻击清朝失败后，便号召“扶清灭洋”，在排外的过程中，义和团主要与清廷发生冲突。她在《义和团起义》（1978）中，认为义和团是由地方秘密会党聚合而成，也有地方上的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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