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思想时，库楚莫夫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晚清王朝推行的是卖国和投降主义的政策。这一论点引起了苏联学者的注意。叶菲莫夫则认为晚清政府的方针是不情愿投降。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使中国在军事和财政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清政府只能“以夷制夷”，尽管偶尔也作不切实际的抗争。当英日得不到俄国的帮助而结为联盟时，有政府便打英日结盟的主意，在1896年希望与俄国结盟。清政府尽管也以自己的实力努力抵制外国的要求，但他们又宁愿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而不敢冒国内失控的风险，对外只得步步退让。叶菲莫夫认为，即使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当局虽认可义和团，但并不意味着真想与外国开战。慈禧对外宣战仅是一种计策，目的是将其王朝从义和团的暴乱中解救出来。结果，义和团受到欺骗，清王朝再次得到列强拯救。
叶菲莫夫对甲午战争至义和团期间清朝对外政策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俄关系，早期苏联的著作对中俄关系的看法就有分歧，有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有认为沙俄侵华并不及其他列强，后一种观点较流行。如郭绍棠在讨论宋教仁的反帝论文时，对“拒俄义勇队”只字不提。格里戈里耶夫至少还提到“学生军”的“拒法”和“拒俄”。齐赫文斯基关于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也是尽量回避。
叶菲莫夫虽提到对旅顺的控制，但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外交关系表明，中国力争与俄国结盟，并答应了俄国对中东铁路和满洲的要求，这并非是在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问题后提出的强迫要求。然而，在这一点上他所引证的中国档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不足以反驳罗曼洛夫1934年研究的结果：中国租借铁路是迫不得已，否则就要租借旅顺和辽东半岛。
另一个问题是他认为清朝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因此它宁愿牺牲国家的利益而屈服于列强的压力，这种论证部分是依据当局和满洲权贵情愿或勉强承认租界；部分是依据满汉在这一点上的态度有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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