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碎它。楚多杰耶夫追溯了立宪运动的两条线索：一是士大夫——企业家，如张謇；二是紧跟他们的一些活跃分子，这些人开始在国内，后来流亡海外，并成为宣传家和*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及他们的同伴，他们把中国的不幸归咎于民智不开。因此，改良派试图通过教育和以精英选举为基础的政府（有时称“开明专制”）来拯救国家。这种主张及强调通过发展民族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正切合一些人（如张謇）的利益和想法。他们一只脚踏在旧社会，另一只脚跨进了现代经济。
楚多杰耶夫认为立宪派惧怕革命，其政纲反映了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但如何解决阶级利益呢？他认为，立宪派代表政府里的保守官僚，且自身还带有“封建的民族烙印”。那么，他们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此外，如何估量他们对割让台湾与外国在华企业享有的特权作出的不同反映？这些都未获得解答。
齐赫文斯基在《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中探讨了晚清的革命思想。该书指出，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态度，对其侵略和掠夺始终表示愤怒，并认为最迟到1906年孙都极为关注外国投资者和技术人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孙认为列强的兴趣与中国的工业化并不相容。另一方面，1908年时孙希望能从列强那里获得*和物资，后来则首先考虑到要使他们对革命保持中立。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孙在1911年前从未公开号召反帝。齐赫文斯基的回答是部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更重要是：孙的革命运动是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而他们惧怕义和团式的群众性排外运动。
格里戈里耶夫在《1895—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帝纲领》（1966）中，对同一主题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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