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史的研究，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予以了较多的关注。贵志俊彦《清末的军制改革》（《纪要》3，岛根县立国际短大），将清末新军的创设置于“中央化的改革模式”中予以把握，并着眼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分析北洋常备军改编为“国防军”的主因。古市大辅《清代后期的盛京行政及其变化》（《史学杂志》105－11），统计分析了十九世纪盛京人事变动的倾向，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府尹的地位较之十九世纪下半叶要高，这是因为前期多由于京官的调动，而后期多出自外官的任用，甚至盛京五部侍郎的地位还成为京官生涯的通过点。山本进《清代四川的地方行政》（《东洋史研究报告》20）与《清代江南的地保》（《社会经济史学》61－5）二文，分别以四川、江南为中心，说明清代地方行政的基层组织，多有赖于乡绅阶层的参与。由此而出现的清末的“地方自治”，也是依靠这些并非与朝廷对立的乡绅阶层而得以实行的。此外，孙安石《光绪新政时期*考察五大臣对日本的访问》（《历史学研究》685），论述了光绪时期朝廷为进行立宪准备而派遣考察团的有关情形，特别是对日本考察的情况，并揭示了中国公布的《宪法大纲》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关系。

    其六，关于鸦片问题，注重将地域的视角与对外的视角结合起来予以研究。井上裕正《关于鸦片弛禁论的形成》（《东洋史研究》55－3），以地域利害为轴心来评价当时的鸦片贸易弛禁论，认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广东出现的弛禁论，其动机在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重建广东贸易体制，这可以说是广东官吏、行商、知识阶层利害一致的看法。新村容子《清朝政府的鸦片输入代替政策与鸦片贸易》（《东洋学报》78－2），从贸易的视角考察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鸦片贸易，认为清朝政府的鸦片“输入代替政策”成为对付英国棉织品输入竞争的转折点。

    继1996年之后，1997年日本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仍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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