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以地域社会以及经济为对象的研究，这反映了对社会经济或者说对中国支配构造基层关注程度的提高。吉泽诚一郎《天津团练考》（《东洋学报》78－1），分析了天津团练的形成与活动情形，指出团练不仅是在都市自治体背景下产生的组织，而且还是依靠当地权势者得以形成的组织。夏井春喜《辛亥革命与苏州乡村》（《史朋》28），指出辛亥革命使苏州的租栈经营有所好转，而国民革命时期苏州出现割据政权时则再次陷入危机。由此可见地域利害与*构造的关系。片山刚《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顺德县的集落与“村”的领域》（《东洋文化》76），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指出华中、华南地区“村落土地”并不缺乏，其领域是可变的。菊池秀明《太平天国时期的广西宗族与地域社会》（《历史学研究》686），分析了乡约《安良约》在宗族组织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安良约》不仅未能调停宗族内外的矛盾，反而激化了各种矛盾，使之走向崩坏。西川真子《关于清末宗族的继承问题》（《史林》79－1），指出宗族的继承问题在于族长发言权的界限，很多案件需要依靠官府予以调停，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族长权威的限定性以及宗族组织的安定性密切相关。黑田明伸《二十世纪初叶太原县地域经济的基础》（《东洋史研究》54－4），探讨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地域经济，认为以市镇为中心向外开放的共同体，构成了中国地域经济的基础。田尻利《中国近代的桑叶商人》（《立命馆经济学》44－6），考察了迄今仍未受到重视的桑叶行的有关情形，揭示了其营业内容以及经营形态。松浦章《晚清时期上海南市的沙船航运业》（《文学论集》46－1，关西大学），探讨了中国海运业的有关情况。中村哲夫《近代中国通货体制的改革》（《社会经济史学》62－3），着眼于货币、银行、财政三方面的因素，分析了中国的通货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清末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建过程。陈来幸《清末民初的商会与中国社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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