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

    自八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视角和对象逐步多样化。1996年的研究，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以下，谨译取有特色的方面作简要介绍。

    其一，“亚洲经济圈”的提出，这也是“世界体系”与中国、亚洲的关系问题。杉原薰《亚洲间贸易的形成与构造》一书（智慧书房），以“亚洲间贸易”为基本概念，历史地叙述了东亚地域的经济模式，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冈本隆司《在通商与朝贡之间》（《纪要》，社会科学81，宫崎大学），着眼于中英双方的关系来分析福州贸易的低迷和发展，指出其贸易重心出现“从广东到上海”的移动趋势，但广东贸易体系仍然保有，并且，作者还进而论述了贯穿国内贸易、朝贡贸易和西洋贸易这一体系的存在。在此，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世界体系”论，但无疑提出了就中国一方而言如何与“世界体系”结合这一视角。廖赤阳《网络的“交错”》（《历史学研究》691），分析了下关、门司两地（亦称关门）华商的商业交易，认为关门两地的市场圈存在着华商网络、转运网络、漕运承包网络等相互交错的状况。

    其次，对原来意义上的价值判断重新加以考察，力图从研究对象内在的理解入手予以历史地展开。细见和弘《李鸿章与清法战争》（《中国－社会与文化》11），对以往李鸿章拒绝派遣北洋舰队是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说法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是李鸿章忠实于清政府强调地域防卫这一意图的结果。高纲博文《关于孙中山帝国主义观的再考察》（《纪要》21，日本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认为孙中山是以强权*的观念来认识当时的*状况的，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立场。藤井升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再论》（《历史评论》549），提出了应当重视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见解。

    其三，重视研究人物的思想。佐藤慎一《梁启超与社会进化论》（《法学》59－6，东北大学），把梁启超接受社会进化论的过程置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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