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立启二《中国近代化的世界史位置》（工藤敬一编《东亚的文化构造》，九大出版会），试图对具有传统社会构造的近代化中国的统合过程作出说明。吉泽诚一郎《清末剪辫论的一个考察》（《东洋史研究》56－2），考察了被视为*、社会秩序问题的剪辫论的谱系，指出剪辫发并非一定是反对清朝的象征。曾田三郎《清末近代国家的形成与杨度》（收入曾田三郎编《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东方书店），根据杨度在宪政馆的任职情形，指出其*改革论中关于官制改革的主张经历了从国会速开论到责任内阁制的变化。楠濑正明《清末立宪改革与梁启超》（收入曾田三郎编《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认为梁启超作为主张国会速开论的理论指导者，逐渐与清朝的立宪化政策相背离，并走上了一条与杨度不同的道路。中村聪《清末保守政党的萌芽》（《东洋研究》，大东文化大123），着眼于从勉学会到保国会的变化，揭示了清末保守势力抬头的情形。藤谷浩悦《关于1910年长沙粮食骚乱电文的考察》（《纪要》，东京女学馆短大19），以粮食骚乱这一事件为中心，考述了台湾、日本、英国有关的外交文书。蒲池典子《清末华北地区乡保的敲诈勒索》（《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9），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天府全宗”的记载，介绍了七个有关事例，揭示了最基层的地方行政的具体情形。

    社会经济  吉泽诚一郎《清末天津的“捐”与城市管理》（《社会经济史学》63－4），揭示了“捐”是管理、控制城市各行各业的保证。同一作者《火会与天津教案（1870年）》（《历史学研究》698），认为教案是由天主教教会与“义拳”之间的竞争、对立关系引发的，而由志愿者组成的消防组织火会则是“义拳”的一部分。小滨正子《近代中国的民间社团与“公众领域”》（《现代中国》7），介绍了上海救火联合会的大致情形，但在“公众领域”这一翻译用语上，似仍需慎重考虑。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人物史》（东方书店），是生动描绘活动在都市社会各个层面的诸种势力人物的佳作。酒井忠夫《中国帮会史的研究：青帮篇》，则是揭示民间宗教、漕运、青帮情形及其相互关系的一部颇有意味的著述。刘世龙《清末农工商部的产业振兴政策》（《史学研究》218），将农工商部与其前身商部作了比较，论证了其产业政策所起的指导和推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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