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10),指出在与近代世界的对峙中,清朝政府仍依据以往的德治传统,欲将已经开放的周边地域纳入其封闭体系,并进行重新组合。但甲午战争后,清朝支配周边地域的根据作了180度的大转换,开始寻求西欧近代国家的模式。小原晃《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朝关系》(《史潮》新37),探讨了在朝鲜的中国人的活动和总领事馆派遣等问题,认为下关条约之后,中国对朝鲜传统的朝贡模式尚无太大变化。金凤珍《东亚三国的“开国”与万国公约的接受》(《纪要》,北九州大·外国语,84),对日本、清代中国、朝鲜三国“开国”的性质以及接受万国公约的情形作了比较研究。作者分别强调了三个国家主体性的不同方面,但三国“近代化”的差异究竟起因如何,仍然是一个难题。本野英一《对英红茶输出贸易的衰落与中国商人“团结力”的界限》(《东洋学报》77—1、2),分析了福州在华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论争。加藤yòu@①三编著《近代日本与东亚》(筑摩书房),则多方面论述了近代东亚的有关问题。
关于琉球问题,西里喜行《清代光绪年间“琉球难民”的飘泊事件》(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集室编《第二次琉球·中国关系史专题论文集》),介绍了救助、送还琉球难民的组织,并考察了清代琉球难民的贸易活动及其有关情况。西里喜行另文《琉球问题与清代报刊资料(资料编7)》(《纪要》,琉球大·教育,47),介绍了有关琉球问题的报刊资料。
中日关系 近年来,在中日关系这一研究领域,较之国家之间的关系,学者更为重视民间的交流,或者说个人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中村义《“支那”浪人备忘录》(《新东亚概貌的研究》),首先涉及到了早期“亚细亚论”的鼓吹者大陆浪人的有关问题。笕久子《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中国文学报》50),揭示出黄遵宪与日本官僚文人的交往,为其《日本国志》等有关研究日本的著作提供了高质量的背景。松本武彦《神户中日协会的建立》(近代日本研究会编《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7》,《政府与民间》,山川出版社),考察了神户建立的中日实业家联合组织的活动及其意义。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大庭xiū@②、王晓秋编《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1》,《历史》,大修馆书店),则多方面揭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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