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的一天晚上，正当日本这个“二战”战败国妄图霸占战胜国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之际，湖南商学院陈书良教授突然想起他2005年游学日本时，日本友人竹村则行送给他的一本奇书《说倭传》。回国后，他一直将其闲置在行囊中。
　　
　　两地档案：流落海外的密谈史料
　　
　　数年前，日本汉学家、九州大学教授竹村则行在广州旧书肆偶然购得《说倭传》。该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署名“兴全洪子弍撰辑”。
　　
　　这部小说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争全过程，全书三十三回，起于朝鲜东学党之乱，迄于台湾军民拒日侵占斗争，其中重点描述了令人难以释怀的马关春帆楼会议。
　　
　　竹村研读《说倭传》后，发现其中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一回与小说的体裁、文笔大异其趣，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和谈中的大段问答几乎是全文载录了《中日议和纪略》。
　　
　　按理说，这份史料是由中方与会人员记录整理，原应藏于清廷档案。竹村于是赴北京中央档案馆查检。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二千九百九十三号史料题为《呈递钦差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往来照会及问答节略咨文》，题下注云：“又与伊藤五次会议问答节略共订为一本，内多辩论紧要语。”而关于这一“问答节略”，史料中附记赫然称“原阙”。也就是说，当年李鸿章的呈文中并没有《中日议和纪略》。
　　
　　思虑未解的竹村，又折返东京辗转寻觅，发现清廷所失官简却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即国立公文书馆)。如其所料，其中“辩论紧要语”竟然与《说倭传》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醉心中国文史且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的竹村则行立即感觉到了《说倭传》的分量，为避免文献湮灭，他以一己之力影印了这本《说倭传》，后附影印日本内阁文库《中日议和纪略》。
　　
　　2005年秋天，陈书良在日本九州游学期间，到福岡拜访竹村则行，竹村将其耗费心血的日本花书院本《说倭传》，赠予陈书良。
　　
　　和谈真相：一幕屈辱的城下之盟
　　
　　《说倭传》是一部记述甲午战争全过程的小说，其背景自然是那段用血泪写成、用屈辱风干的历史。据史记载：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求和。3月19日，全权大臣李鸿章偕其子李经方[注: 李经方(1855～1934.9.28）晚清大臣。字伯行，号端甫，安徽合肥磨店人。李鸿章四弟李昭庆之子，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美籍顾问科士达[注: 概述科士达（Foster John Watson，1836－1917），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律师出身。1873年至1875年历任美国驻墨西哥、西班牙、俄国公使。]及随员等抵达马关，次日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注: 伊藤博文(1840——1909年)，长洲藩人，生于日本天保十一年，幼名利助后改俊辅，又改博文，号春亩。生父为一农民,名林十藏。](内阁总理)、陆奥宗光(外务大臣)开始谈判。
　　
　　日方开出的停战条件十分苛刻，且要求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
　　
　　这些条件无疑显示日本仍在考虑军事、谈判双管齐下的方针，在战场上并不愿意停手，要求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企图将北京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然后再从容签订城下之盟。
　　
　　李鸿章盯住了要害，在会谈上没有对日本先抵押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李鸿章回到住所，立即给总理衙门[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外事机构，简称“总理衙门”。1861年1月，由恭亲王奕��奏请设立，由奕��等充任事务大臣。]发去电报，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决不能答应，并叮嘱要在这一带严加戒备。总理衙门复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而中方密电码，早为日方侦破，由此，马关会谈大局已定。
　　
　　如《说倭传》中有一段日方要中国出让台湾的对话，生动写出和谈中日方盛气凌人，中方却陷于无奈与尴尬之境的情状：
　　
　　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
　　
　　李云：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云：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云：索债太狠，虽和不诚！
　　
　　“弱国无外交”。难怪当年老迈的李鸿章，会再三叹息“太狠”“口紧手辣”“逼人太甚”了。
　　
　　《马关条约》签订后，相当于日本4年国民生产总值[注: 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 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的中国赔款把日本迅速滋养成强敌，给中国带来无尽的苦难。抗日战争，今天的钓鱼岛之争，乃至台湾问题，都与其有关。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永远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在临终前留下一首遗诗：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托名之谜：“讲史”还是“辩护”？
　　
　　《说倭传》作者署名“兴全洪子弍”，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说“兴全洪子弍”即是“太平天国[注: 太平天国，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所建立的国家，前身为1843年之“拜上帝会”。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3月29日，建都天京，势力遍及中国十省。]干王洪仁玕之子”。然而陈书良在此次新版的《说倭传》序言中提及，史籍上没有洪仁玕子女的记载，小说作者应系托名。
　　
　　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朝廷内很多人借此弹劾李鸿章，致使他告假养疴。李鸿章成了朝廷的替罪羊，“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为了“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
　　
　　“所以《说倭传》是持‘谴责’之旨，驭‘讲史’之体，而后得以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陈书良说。
　　
　　上海复旦大学骆玉明先生访日后就本书发表看法：“反映马关和谈艰难过程和李鸿章顽强姿态的《中日和谈纪略》很快流播外界，恐怕与李鸿章本人的某种考虑有关——至少是他那一派人的有意行为。而《说倭传》的作者‘洪兴全’虽不知为何许人，但小说的立场，除了表达甲午战争后国内日益高涨的爱国激情，也有为李鸿章辩护的意图，他多少应与李鸿章一派人有些关系。”
　　
　　陈书良也认为，这份纪略可能是李鸿章本人出于某种考虑而未传递给上级。或者也可能是他的对立面拖扣没有上呈，就像当时千余名孝廉上书“宜战不宜和”，结果被裕寿田扣压一样。因此他推测，如果原件根本没有呈交，那么条约签订两年后，只有李鸿章集团中人手中才有材料。材料可能是先经过“洪”手，有意漏给民间，后流入日本内阁文库的。
　　
　　陈书良还介绍，晚清朝廷这样的荒唐事有很多，比如早于此的李秀成自述，面对朝廷追索，曾国藩[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不就一拖再拖，一删再删，最后隐瞒过半篇幅，呈上一个面目全非的整理稿。
　　
　　原版《说倭传》的序言也曾闪烁其词地说：“种种实事，若尽将其详而便载之，则国人必以我受敌人之贿，以扬中国之耻。若明知其实，竟舍而不登，则人或以我为畏官吏之势而效金人之缄口。呜呼，然则创说之实不亦戛戛乎其难之矣！”
　　
　　述古思今：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当年游学日本时，陈书良曾遵竹村嘱托前去观瞻了马关谈判场所春帆楼，一座两层木制小楼，其门前竖着一长条形木牌，上书“日清讲和纪念馆”。
　　
　　陈书良现在都还记得，春帆楼前的那块石碑，得意洋洋地刻写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使行人至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作为小说，就人物形象、语言、情节等来评价，《说倭传》是失败之作，但由于其公开了尘封的秘档，，并且将其置于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向国人介绍了鲜为人知的神秘细节，因而颇具史料价值。
　　
　　出生于湖湘世家的陈书良，与《说倭传》中一些人物颇有渊源。书中清廷的“前敌指挥官”，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岘帅)就是陈书良母亲的堂祖父。其母亲的嫡曾祖父刘长佑曾在甲午战争20年前即上奏，提出讨伐日本，消除侵略根源。而他的父亲陈暄将军曾参加台儿庄等战役，与日寇整整打了8年。
　　
　　历史的巧合让陈书良无比感叹：“就在校点《说倭传》时，台湾尚孤悬海外，钓鱼岛问题仍然得不到圆满解决。这是足以发历史之浩叹的。我以为，作为爱国主义[注: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一种积极和认同的态度和行为。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教育的资料，《说倭传》今天仍然具有出版意义。”
　　
　　9月初，他上书中央。几天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位编辑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将全书译成简体中文并撰写前言。陈书良教授以66岁的垂老之躯，怀着义愤填膺的心情，连夜校译。使这本书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交稿、校对、送厂、上架等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流程，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