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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麾下的荆州人士,如马良、蒋琬等;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未能形成统一的强势地主集团,政治上处于不利形势;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居于劣势地位。
刘备取益州,东州集团主要人物先后归附刘备,对刘备攻占益州帮助极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刘备的信任和器重。攻占成都后,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对其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夷陵之战刘备战败后,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便是最好的说明。法正之外,东州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刘备的重用,孟达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镇守荆、益要冲,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东州集团另一重要成员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名义上甚至可以同诸葛亮平起平坐。东州集团的地位骤然提升,严重威胁到了荆州集团在刘备政权内部的主导地位,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从诸葛亮的这番话里不仅可以看出其对法正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荆州集团对待东州集团的态度。
然而,荆州集团不可能放任东州集团独自坐大,只是在等待机会以削弱东州集团的力量。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达攻房陵,正给了荆州集团这样一个机会。
孟达绝刘降曹原因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占领汉中之后,“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原本孟达是单独领兵攻房陵,在蒯祺遇害后,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成了刘封的部下;其次是在平定三郡以后,连降将申耽、申仪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有功不得赏。短时间内刘备对待孟达的态度反差巨大,原因何在呢?仔细分析上文所引史料,不难看出,刘备对孟达态度发生变化的关键点在于蒯祺遇害。
对蒯祺的情况做一具体分析,不难看出刘备态度变化的原因。蒯祺属于荆州中庐大族蒯氏,他的妻子即是诸葛亮的大姐。对于孟达攻杀蒯祺后诸葛亮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费诗传》所记载降人李鸿的一段话中略窥一二:“间过孟达许,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无复已已。”王冲所言诸葛亮“欲诛达妻子”未必是实情,但诸葛亮对孟达“切齿”应是符合事实的。孟达云“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之意是诸葛亮虽然恨我,但却不会做出杀害我妻子儿女的行为,同传所记载诸葛亮与孟达书信中所谓“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诸葛亮对孟达“切齿”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有人认为应是孟达降魏的叛国行为,但诸葛亮与孟达书中有“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一语,将孟达降魏的责任全部归于刘封“侵陵”,故诸葛亮应该不会为此事对孟达恨到“切齿”的程度。结合当时各因素综合分析,令诸葛亮“切齿”的原因只能是孟达攻杀其姐夫蒯祺。
诸葛亮因幼年父母双亡,兄长诸葛瑾早年离家避乱江东,自幼便与其姐相依为命,姐弟间自然情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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