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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孟达降魏实际上是其在荆州集团攻击之下为自保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斗争的阶段性胜利。法正病故,孟达降魏,东州集团的力量大大削弱,荆州集团巩固了其在刘备集团内部的统治地位。
孟达降魏之后,受到了魏主曹丕的重用,《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有如下记载: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
可以看出,孟达的才能得到了曹魏君臣的肯定,“将帅之才”、“卿相之器”的评价或许有夸大之嫌,但“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则充分表现出了孟达的过人才干。然而,对曹丕来说,孟达归降最为重要的意义却是有利于曹魏实现占据东三郡、巩固西南边陲的战略方针。
同年,曹丕“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结果“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对刘封的指责有两点:侵陵孟达与不救关羽,并且将侵陵孟达之罪置于不救关羽之前。刘备虽因孟达攻杀蒯祺而采取了一定的惩罚措施,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其当然无法容忍孟达因集团斗争被逼降魏、导致东三郡丢失这一事实。诛杀刘封,虽是诸葛亮的意见,但刘备显然也考虑到了协调两大集团利益这一点。对其来说,杀刘封有利于平息东州集团因孟达被逼叛乱而产生的疑虑与不安,巩固蜀汉政权的统治。至于后来刘备白帝城托孤,选择了诸葛亮与李严两人辅政,除了二人的才能之外,显然也是出于平衡集团利益、巩固统治的考虑。
诸葛亮与孟达败亡
孟达降魏后,蜀汉的两位辅政大臣诸葛亮与李严均与孟达有书信往来。《三国志·李严传》载李严与孟达书云:“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李严此语表明了自己乃至整个东州集团当时的处境。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独揽中央大权,重用本集团成员马谡、杨仪、蒋琬、邓芝等人,同为辅政大臣的李严虽然“统内外军事”,却只能坐镇永安、江州等地,无法参与到朝廷军政决策之中。刘备时期极力维护的集团平衡被打破,东州集团已经为荆州集团所压倒。在这种情况下,李严所谓“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表达了期盼孟达归来,共辅蜀汉政权的愿望。若孟达以东三郡归蜀,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对东州集团无疑都是极大的支援,东州集团很可能因此重新取得与荆州集团的平衡,甚至以此为契机压倒对手,在后主年幼的情况下掌控蜀汉政权。
上文提到的《三国志·费诗传》所载诸葛亮与孟达书亦表达了希望孟达归蜀的愿望:“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李)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诸葛亮用“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之语来表达他迫切希望孟达幡然悔悟,回归故国的意愿,其用心可谓良苦。《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则有关于孟达叛魏的记载:“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另据《晋书·宣帝纪》载:“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司马懿都督荆州,统率孟达,孟达必然“心不自安”。可见,孟达于魏的困窘处境与其之前居蜀的境遇极其相似,诸葛亮于此时招诱孟达,将昔日逼使其降魏的责任一股脑儿全都推到了刘封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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