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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且只字不提二人的私人恩怨,诸葛亮策反孟达的时机与策略选择得当,计划自然较易成功。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孟达“反覆”之名在当时已是为人所不齿,就在诸葛亮与李鸿会面后表示欲与孟达书信之时,费诗就曾表示过异议:“孟达小子,昔事振威(刘璋)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诸葛亮对此的反应是“默然不答”,加之同传记载诸葛亮在司马懿攻孟达时,“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的态度,可见其对费诗的观点是赞同的。既然如此,为何诸葛亮还要与孟达书信招诱一个与自己有家仇的“反覆”小人呢?陈寿所谓“欲诱达以为外援”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孟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之时,诸葛亮采取了与自己之前言论截然相反的做法,导致了孟达的败亡。
关于孟达的败亡,《晋书·宣帝纪》有详细的记载: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根据以上记载,在孟达叛魏直至败亡的过程中,诸葛亮起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先是劝诱孟达归蜀,接着又遣郭模诈降泄漏孟达叛魏之谋,在孟达为司马懿所攻之时又不竭尽全力发兵救援,直接导致了孟达的败亡。郭模诈降之事,《三国志》并无记载,但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中却有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载:“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鄣汁、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言:‘玉玦者,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另外根据《太平御览》(卷692)引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可知孟达赠诸葛亮玉玦确有其事,郭模诈降一事应该属实。如此,结合《晋书·宣帝纪》所载来看,诸葛亮对待孟达不仅仅是陈寿所言“不救助”,而是促其败亡。卢弼《三国志集解·费诗传》引诸葛亮与孟达书“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下注曰“书词动人,诸葛亦谲矣,其默然不答,非费诗所能知也”,说明诸葛亮在对待孟达一事上,确实另有目的,诡谲异常。陈寿与司马彪属于同时代之人,二人所见史料应大致相当,为何却在记载此事上差别如此之大呢?这大概只能采取田余庆先生的说法,解释为蜀汉旧臣陈寿为本朝贤者讳了。
诸葛亮舍东三郡之强援而置孟达于死地,如此做法实在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除了孟达攻杀蒯祺的私人恩怨之外,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是最根本的原因。《晋书·宣帝纪》在记载诸葛亮对孟达态度时,除了与《三国志》之意相同的“恶其反覆”之外,还有“虑其为患”之语。既然孟达已经叛魏归蜀,那么诸葛亮又为何会“虑其为患”呢?很明显,这里所谓的“为患”,并非指孟达作为敌将对于蜀汉王朝的威胁,而是指其归蜀后将壮大东州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在蜀汉政权内部将构成对荆州集团的威胁。上文已经提到,李严与孟达书中有“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之语,希望孟达归来,共辅蜀政,增强东州集团的力量。对于孟达以东三郡叛魏归蜀后对政权内部实力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诸葛亮不会预料不到,作为荆州集团的首领,其当然不会放任事态发展。因此,劝诱孟达归蜀并泄漏其谋,然后不全力救助,促使孟达败亡便成了荆州集团解决东州集团威胁的最佳选择。孟达败亡之后,东州集团受到严重打击,已无力与荆州集团相对抗。三年之后,即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废黜了李严这位东州集团中的首领人物,荆州集团取得了对东州集团斗争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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