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外婚制与宗法制度祖甲改制，已经形成宗法制，确立了父系，建立了大宗小宗。这可能是从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发展来的，是和父系外婚制分不开的。但是，当时是否完全外婚还值得研究。甲骨文有祖、父、子、孙四字，是父系的现象。同时，还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名词。《左传·定公四年》云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都是殷代的一些氏族，因而，殷代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区别，也应该是确切的。王族与子族是分开的。王有王族，子有子族，王与子不是同一族的，子族是尊贵的，所以后来春秋时代的人，多称某某子。父子如不同族，是值得研究的。根据《无逸》说，在祖甲以前，王子是不在家里养的，祖甲以后，才在家里养。所以他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可见高宗还是参加劳动的。又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仍然是与其团体共同劳动。王、子不同族，是氏族制度还有相当大的部分存在，尚未向宗法制过渡时的情况。
当其宗法相当发达的时候，是绝对外婚，《礼记·大传》“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可见周以前并不是如此，夏、殷都不是绝对外婚。《礼记·大传·正义》云，“殷人五世以后可以通婚”，故将殷法以问于周。又《丧服小记·正义》云：“殷无世系，六世而昏，故妇人有不知姓者，周则不然”。《太平御览》卷540引《礼外传》云：“夏殷五世之后则通婚姻，周公制礼，百世不通”。《魏书·高祖纪》太和七年诏“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可见六朝人的认识还是如此。《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云“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这也就是殷代同姓婚之遗留。
殷有五世之庙，故五世之后可以通婚。《吕氏春秋·谕大》云：“《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礼记·曲礼》云：“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这都是部族的内婚，是婚级制的现象，是二半部族互为婚姻的现象。母系时代，父子不同族，后来虽然发展成父系，但是其婚级制仍然是存在的，所以父子仍然不同族。父子虽不同族，但因为是婚级制，所以祖孙同族，因之孙可以为王父尸。甲骨文云，“唯多生飨，唯多子飨”（《甲》380），多生是姊妹之子，多子是兄弟之子。这都是二半部族的现象。子本是幼童之称，后来变生为甥，而以子为己之子也不同族。《诗·麟之趾》把公子、公姓，公族三者完全并列起来，这就是二半部族的现象。《齐子仲姜镈》：“以保台身”，“保余兄弟”，“保余子姓”。此处所谓子姓，即指兄弟之子。
过去谈三族是指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是说明三个不同的集团，他们是共财的，是宗法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小家庭。
程瑶田《宗法小纪》云“宗之道，兄道也，以兄统弟，以弟事兄。”这是说得很确切的，他提示了氏族残遗的现象。大宗、小宗就是由这里变来的。小宗是固有的，大宗是后来增加的。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百世不迁，就是说，他是百世不通婚姻，外婚制在男系以内，不仅血统关系有联系，而且，经济上有更密切的联系，大宗和小宗都有共财的残迹。这当然也都是氏族的残余，而且，拖得非常长久的。但是，越往后发展，财产的分化也越显著，故有大宗作标志，表示不通婚，以便抑制同族分化。少数民族之中，有十二世以后通婚的。不通婚的这些现象，是一步步发展成了绝对外婚，因之产生了宗法。
姓，就是绝对外婚，宗法产生以后才有的。商代没有姓，所谓当时的子姓，就是子族。姓是不同氏族互通婚姻而产生的。因为，女子出嫁，必须带姓去。
分封的出现是很晚的，氏族社会时期，兄弟必须共同生活，才能共同作战，共同生产。后来，生产发展了，不再需要兄弟共同在一起也能生产、生活，造成了可以分封出去的前提，因之才有周代大量分封的事实出现，我们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与奴隶社会的集体劳役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同。因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是宝塔式的，这是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东西，是非常明显的剥削形式。中国的等级制，虽然在商代末期，从祖甲以后已经萌芽，有了一些痕迹，但是，发展到了周朝，才成了完整的系统。
中原地区的居民，有姓就表示当时是绝对外婚，但是，四周少数民族的情况就有不同，他们不一定外婚，也不一定有姓。《史记·匈奴传》云“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苗徭也是如此。《黔书》云花苗有名无姓，东徭有族无姓。《汉书·匈奴传》云“单于姓挛提氏”，这[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