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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首辅马士英:被《桃花扇》误塑为汉奸(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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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35:12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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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兵败身亡，皇上命马士英进讨。马士英驱兵围城，刘超连连受挫。后马士英设计捉住刘超，解往北京正法。这事办得干净利落，给崇祯和朝臣留下很深的印象，称他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缢。南京的文武大臣闻耗议立新主。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王铎等东林党大臣主张立潞王朱常涝，而马士英、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孔昭等勋臣与军方将领主张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以五百黔兵护送福王至，造成既成事实，史可法等也只好承认。于是福王做了皇帝，年号弘光。马士英与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王铎等为阁臣。马士英为当上首辅，指使总兵高杰、刘泽清疏促史可法督师维扬。史可法这声望很高、品德超群的东林领袖就被排挤出京。马士英入居首辅。
立国之初，马士英还与东林大臣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朝政颇有新气象。但史可法督师维扬后，马士英顶住朝臣的反对，向弘光推荐阮大铖。弘光帝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迁右佥都御史，巡回江防。次年又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阮大铖上台后，即着手打击反对他的东林、复社党人和其他正直之臣。由是，使困难重重、矛盾百结的弘光政权更加乌烟瘴气。面对清兵的大举南下，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终致倾覆。
马士英误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无法辩驳的。民国时，安顺姚大荣先生著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为马士英翻案。但总之没有翻动这桩铁案。尽管如此，对于马士英，或是对于历史，有两个问题是应该澄清的。
其一，马士英并非阉党。世人往往因为“马阮”并称、并传，就认为马士英也是阉党，这是不对的。且不说那时阉党作为一个丑恶的政治集团已经不存在了，即使阉党尚存，与其党中个别人交往，也不该算作阉党。诚然，推荐、重用阮大铖，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但也不能说阮大铖的再用完全是由于马士英。阮大铖不但阴鸷险狠，而且颇多才艺，能作诗，会写剧本，还能谈兵。在马士英推荐他之前，他已与内监有勾结。后又把他写的戏《春灯谜》和《燕子笺》搬到宫中去演，正投犬马声色之徒的弘光帝所好。他上江防之策，弘光还真以为他是将才。就是清流当中，对阮大铖的看法也分成两派。阮大铖闲居南京时，东林、复社名士周镳、顾杲、吴应箕、黄宗羲、侯方域等人作《留都防乱公揭》，声讨并驱逐他。而从他的诗集来看，同一时期与他宴游唱和的诗友中，也颇有些东林中人物，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王思任、杨补等等。他们中间有的是抗清殉难的名臣，有的是未来的遗民义士，以他们的品格，是不可能与阉党的人交往的。曾发表宣言痛斥马士英的王思任，认为阮大铖在逆案中是冤枉的。这些事实说明阮大铖的再起并非全是马士英所为。
马士英推荐、重用阮大铖，有三个原因：一是报阮大铖向周延儒推荐自己之恩。二是受了阮大铖的蒙骗，既然阮大铖有本事使清流中的部分人同情自己，那么马士英也难免受蒙骗。《明史》说南京沦陷后，马、阮先后逃到严州总兵方国安军中，阮大铖依然大言不惭地谈兵，方国安也真以为遇到了张子房、诸葛亮一样的人，很高兴。而马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恶名，颇以为恨”，看来马士英后来对荐用阮大铖一事很后悔，同时也说明当初马士英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阮的蒙骗。三是拉班子。明末党争非常激烈，不择手段。连东林党、复社这样的进步集团，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自己的利益，也不惜用不正当的手段，活动被《明史》列入“奸臣列传”的周延儒再当首相。马士英以一方镇帅入主中枢。地位、声望皆不够，人阁时就遭到东林党的激烈反对，即使不反对他的人，心里也未必服气。所以他不得不为自己拉一套人马，凑一套班子，多才多艺而又善于谈兵的朋友阮大铖就成了难得的人选。他可能没想到这个难得的人才，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其二，马士英并非汉奸。有的书上说马士英降清被杀，这也是不实之词。《明史》记载，南京城破后，弘光帝逃往太平，不久降清，被解往北京处死。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辗转数处，后为严州总兵、曾任贵州大定总兵的旧友方国安收留(后阮大铖亦至)。但方、马挡不住清兵的攻势，不久即败。二人率残兵欲投监国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键，唐王不纳，又奔入太湖义军吴易军中，吴军败后为清兵俘获，斩于军中。马士英在生死关头，没有像阮大铖那样摇尾乞怜、谄媚新主，而选择了死这条路，好歹为自己保留了一点名节。虽然不能以生死论英雄，但总比做汉奸强。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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