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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毫不退缩，接茬说道：“北朝忘章圣皇帝(宋真宗)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这是借往事打击辽人气焰。澶渊之战，鼎盛时期的辽国倾全国之兵南侵，而宋军准备充分，不落下风，又因真宗御驾亲征士气大振，还凑巧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统帅萧挞览，此时辽军深入宋境，前有宋军主力，后有宋军诸坚城，军队又士气低落，不得不请求和谈。寇准和一些宋军将领主张彻底消灭辽军主力，如杨延朗就请求：“敌深入澶州，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疲乏，并所抢掠的东西都随身带着，兵无斗志，打败他们并非难事。”但厌战的宋真宗最终还是以每年给予辽人绢20万、银10万的条件订下澶渊之盟。对宋真宗的“厚道”，辽人也心知肚明，对盟约相当珍视，数十年严格遵守约定。如今富弼旧事重提，既有责难之意，也是在告诫辽兴宗，宋朝不可小觑，战事一开，并不是一切在他控制之中。
回应了辽兴宗的轻慢，富弼开始“忽悠”：辽国如果与大宋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如果两国交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所以劝您对宋开战的那些大臣，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是为国家谋划。
此言一出，辽兴宗闻所未闻，吃惊地说：“有点乱，有点乱，理理，理理。”
富弼继续“忽悠”：“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
前面所言，是五代事。当时契丹两次兴兵，先后灭掉后唐、后晋。但那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实力不足，即便如此，辽国也死伤惨重，付出很大代价。如今大宋疆域辽阔，军队众多，国家又稳定已久，国力非五代可比。辽人一旦兴兵，能确保必胜？即使取胜，群臣抢掠发财，皇帝只会损失兵马。相反，如果双方通好，岁币可都是皇上所得，好处大大的。
富弼对辽国内情很熟悉。契丹立国，合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而成。部族是其根本，打仗全靠部族，他们平时从事畜牧，战时举族皆兵，一闻令下，立刻聚集，不带粮饷，全靠剽掠，战时抢劫的财物，全归自己，此即所谓“打草谷”，而皇帝还要为他们加官晋爵。所以战事一起，众将坐大，兴宗想靠战争巩固自己地位的愿望，只怕难以实现。因此，富弼此话一出，“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富弼的说辞实在高明，撬开了辽国君臣，从此，哪位大臣再进言攻打大宋，动机就显得很可疑。
后来，苏轼曾与父亲、弟弟一起欣赏富弼的《使北语录》，读到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父子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且中事机”。
《辽史》也记载了富弼的话对辽兴宗的深刻影响：“是时，富弼为上言，大意谓辽与宋和，坐获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还在国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有人说，“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万兵，可谓伟矣”。此言不虚，富弼站在辽兴宗角度，分析利弊得失，最终促使辽兴宗打消战争念头。宋朝中期最大的危机，开始有了转机。
严词拒绝割地要求
打消了辽兴宗兴兵南侵的念头，富弼才开始对他提出的具体问题作回应。
“杜塞雁门关，是为了对付西夏的元昊，并不是针对辽国；宋辽边境的塘水防御系统，兴建于澶渊之盟前，因地势低洼，水量增加，实属自然现象；沿边城池只是维修，民兵只是补差额，并没有违背澶渊所定盟约。”
辽兴宗这些指责本来就是没事找事，被富弼点破，只好顺坡下驴：“如果不是你介绍，我真不知道其中详细的情形。”尽管如此，他仍不愿放弃割取关(指瓦桥关)南十县的要求，说自己“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并不过分。
这时，谈判进入另一个焦点，富弼毫不退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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