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市井

    英宗的生父是仁宗的堂兄濮王允让。英宗继承的是仁宗的皇位，并且过继给了仁宗，可亲生父亲毕竟是更亲的，对生父濮王允让难免有些私心。同时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思想守旧，亲近的又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虽然有韩琦和欧阳最终调解了两宫矛盾，可两宫嫌隙已在，英宗难免不追思自己亲生父母的好处。“濮议”的问题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到底该如何称呼两位“父亲”呢？英宗自己是有点儿小糊涂了，这一糊涂却闹得满朝衮衮诸公“大糊涂”了。

    治平二年(西历1065年)四月，英宗诏命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集议崇奉濮王典礼。韩琦认为亲生的就是亲生，主张尊礼濮王夫妇。而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却根据儒家学说，搬出汉宣帝和光武帝的故事，主张应该英宗应该管亲生父亲叫为伯父。因为，儒家的经典《仪礼》就告诉大家，“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在传统的宗法制度下，英宗是“小宗”继“大宗”的，自然应该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的堂兄，也当然称为伯父了。司马牛的牛脾气上来了，毫不客气地要求皇帝“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宋史·司马光传》)。请依先朝封赠亲属事，王氏、韩氏、任氏三位濮王的夫人改封大国太夫人。起草制诰的翰林学士王珪即以司马光之议为据，又奏称濮王于仁宗为兄，宜称皇伯而不名。参知政事欧阳修上疏反驳司马光、王珪，说改称皇伯，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礼无加爵之道。于是司马光这一派的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再上疏，重申王珪等皇伯之议。司马光也又上言，赞同王珪。到了最后，吕诲看英宗总不买他的帐，干脆和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一起上奏，把韩琦和欧阳修统统纳入到传统的“小人”范畴，认为二者是“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小人”在“君子”看来，自然没有活的理由和资格，对待小人，只有把他们处斩以谢天下了。如果官家不这样做，那他们这些“君子”是绝不能够和“小人”们和平共存的，只有统统辞职。御史中丞贾黯临终前更弹起了“天命说”的老调调儿，把连绵不绝的大雨水和时事相联系，“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容说，违背经义，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宋史·贾黯传》)。为了这个“濮议”，朝臣们按照思维习惯上的两分法，立刻势同水火，分为两派，两派人马意见不合，一时议论汹汹，大家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学细胞儿来相互攻讦。

    最后，连皇太后都看不下去了，亲自下了手诏，“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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