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总督任上的端方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9年第9期 　作者：黄波

从王国维的一首悼亡诗说起

1912年,时为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曰:“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于一年前被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傒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 ”),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仕途之余唯嗜收藏书画古董。发动兵变、乱刀砍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的时候,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 ”,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分极浓,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悼念一个满人?

其实,他与端方的关系远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型了。王国维居然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未免太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洲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好例。

历史是不是这样?可还有一些异代人们意想不到的幽微之处?

才子、开明派、渐进改革者端方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直隶(今河北丰润县)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1882年,二十一岁时中举,进入仕途。端方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但最终化险为夷。据说端方的脱险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对慈禧也非常尊重。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端方的一个显著特色。

端方成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则在庚子年中。这一年,在八国联军的进迫下,慈禧挟光绪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