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清代野记》,像上海《字林报》等外国在华媒体当时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提醒我们,对掩饰暴力的那件华丽外衣,需要认真审视。

发动兵变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银子,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好在端方的脑袋上打主意了。他们将端方和端锦的头颅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时沿途示众,最后又呈送武昌军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为在未来政权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端方的被杀引起了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的注意,他向报社报告:“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现在当然无法确知,莫理循所谓“普遍谴责”的情绪是否属实,但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像王国维这样的旧派知识分子那里,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一场革命的观感。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中的任何暴力都能自动享有道德非议的豁免权,尤其是,当经历了一个个痛苦动荡的时代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所谓“历史必然性”往往等于什么都没说,在很多时候,暴力实际上并无必要。

可以认定,端方就是死在了毫无必要的暴力中。为什么说杀死端方毫无必要?首先,因其开明派的身份和在西方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杀死他不会给革命增添任何荣誉;其次,在资州如惊弓之鸟的端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革命采取对抗行动,于革命党人来说完全不存在威胁,野史中说,他甚至向乱兵表白自己并非满人,希望幸免的心理可见一斑。端方之所以不得不死,只与兵变者隐秘的内心有关,而和所谓爱国、革命等宏大符号关系甚微。

端方死了,曾为其门下士的湖南人左全孝在祭文中抒发了他的不平和困惑,“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至于今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自然可以超越这种师生的私情,只需要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到底是端方,还是采取了“ 革命行动”、杀死端方的“爱国者”更有实质性的贡献?

和历史上许多革命一样,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的确有不少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不能否认,一旦革命的飓风飙起,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进来的,并非都是天使。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却长期陷入兵连祸结悲剧的一大关键。革命不一定要与道德亦步亦趋,但不受道德约束、全然失去敬畏的革命,终究会将人性之恶全部诱发出来。民国后中国社会的乱象,在端方之死的事件中已初现端倪。

读了上面的文章,我们当能明白,诗人气质浓郁的王国维为端方这样一个人物写一首悼诗,实为情理之中的自然之举。后来王国维自沉,原因众说纷纭,不论真实情况为何,其入民国后的情感和倾向,在他悼端方的诗中,其实早已透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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