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主要取资于海外出版的端方文集和奏稿,不知何故,近代野史笔记中关于端方的材料均未采用。近人笔记中有一些对端方不利的说法,主要是称其“好货”。这一说法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否则端方也玩不起古董。不过晚清官场贿赂公行,端方作为一个有特殊嗜好的封疆大吏,未能洁身自好并不意外,也不应影响到对其作为政治家大节的评价。

要命的铁路

1909年,四十八岁的两江总督端方被擢授直督总督。虽同为总督,但直隶总督在地方官员中排序第一,是所谓“疆臣之首”,端方眼看就将入阁为相参予枢要了,却突然遭遇了一场政坛滑铁卢。

此前一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1909年清廷要筹办慈禧梓宫移陵。作为直隶总督的端方被任命为“山陵大差”,负责一切相关事宜。差事办完之后,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弹劾端方,说移陵过程中,有人持照相器具“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又说风水墙内架设电线,“马上传递, 未为不便,何必借行树为电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诛”。端方因此被革职。

照相,架设电线,无非都是想借助现代技术,把差事办得漂亮点。端方丢官,实在是无妄之灾。当时《大公报》就发表评论进行了辛辣嘲讽:“自光学发明而后有照相机之作用,自电学发明而后有电线杆之设布,我国之有此等机械犹在近数十年,故关于此等犯罪律例上无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属出人意料。由此推之,凡近来以摄影为纪念,以电机通言语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则何解于端方之革职?”端方解职由津晋京,天津官、绅、商、学各界特在车站搭棚恭送,《申报》报道称“商学各界在车站送行者不下数千人,皆有依依不舍之意”。

荒唐故事的背后是权力的争斗。据说李国杰找端方茬子的目的原就很不单纯,他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向“午帅年伯大人”致函一封,为自己和他人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过官职,而端方承允之后未曾践诺。加之端方升迁过速,又锋芒毕露,难免为人所忌。

罢官后两年,即1911年5月,因著名洋务派、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荐,端方被清廷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起复,野史上说是他不甘寂寞、多方运动的结果,而从他在私信中多次流露对这一任命的迷茫情绪看,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清廷之所以相中端方,实因为愈演愈烈的铁路风潮集中于南方,而“端方曾任湘、鄂两省督抚,两省士民甚有感情,若令其前去,善为劝导,必能弭祸无形”。端方在湘、鄂两省督抚任上,确与地方绅民关系不错,但问题在于,如果某件事情牵涉利益甚巨,则感情云云往往又是靠不住的。而铁路风潮正是牵涉利益甚巨的一件麻烦事。

铁路风潮起因于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一种自然的政策转向。清政府认为,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铁路建设才会取得成效,而南方各省相当多的绅商则主张继续由民间自办,这样就产生了碰撞。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清政府的做法称为“卖国 ”,把以“商路亡,中国亡”为号召鼓动风潮的人们称为“爱国者”,未免忽略了情绪化的东西下面掩藏着的利益考量。

铁路风潮牵涉多省,为什么唯独四川闹得最凶?原来,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而四川公司亏空的三百万元,盛宣怀却拒绝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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