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守条约,保教安民”,这只是端方作为晚清重臣中开明派的一个方面,其对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则在发展文化教育和力主宪政上。端方历任湖北、湖南、江苏、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等地的方面大员,在其任上,兴学育才始终是其重中之重,不论是推进留学事业,还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体系,都堪称全国的模范。可惜,我们对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记的近代人物,向来只习惯于记住几条斩钉截铁的“判断”,而忽视去搜寻原始的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直到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海林教授的大作《端方与清末新政》,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张海林在书中列出了“端方在新政活动中的诸多‘第一’”,不妨引录几条以见端方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绩: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创立湖北幼稚园,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1902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图书馆,此为湖北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1905年,在湖南巡抚任上开办湖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派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女留学生二十人赴日本学习,举办湖南历史上首次体育运动会;1907年,在两江总督任上,饬令南京各学堂举行运动会,此为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全城学生运动会,又创办江苏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1908年,创办两江最早的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

端方本人博学能文,当时就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称。加上他重视文化教育,礼贤下士,故许多名流均乐为其所用,要么被延揽为幕下士,要么被他推举到实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缪荃荪、李审言、况周颐、罗振玉,都是一时之选。《清史稿》中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阮元,是并不夸张的。

端方在倡导宪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当时中外舆论普遍关注的大事,后来却被妖魔化了。五大臣之出洋考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其实从端方考察归来所著的两本书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端方归国后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很多论述均为开先河者。比如他分析臣民权利和义务,对“义务”,仅用了一百多字论述,而在“臣民之权利自由”中,则以两千多字的篇幅浓墨铺陈,“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 ”、“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项列举无一遗漏,又痛论曰:“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这在总是强调人民对政府负无尽义务的传统社会,真如电光石火。正如张海林教授所说:“如此系统地把欧美宪法中权利自由的条文译介过来,且公开出版,并上奏最高当局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可惜过去治中国宪政史的学人完全忽略了端方和《欧美政治要义》的存在,把赞赏、译介、阐释、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的功绩全部挂在了所谓‘弃传统而不顾’的激进留学生或革命家身上。”

端方是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他同时又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理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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