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路运动”,大陆学者萧功秦先生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而美国学者周锡瑞更早有精辟论断,他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那些钱庄倒闭时,钱丢了,而中央政府拒绝补偿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

四川发起保路运动的绅商们,他们将自己的策略归纳为两句毫不含糊的话,即“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这颇有些像今日的“嘴里是主义,心里是生意”。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让人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裹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使社会局势严重失控。

端方对保路运动爆发后的复杂局面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出发前和赴川途中,曾多次谏言,要求朝廷废除国有政策,以免刺激众怒,引发全面骚乱。一路上,他走走停停迟迟其行,显示了他对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茫然。他也知道危机迫在眉睫,并力图用清廷官员罕有的柔软身段将其化解。随端方入川的幕僚后来向朝廷报告:“此行端故督上体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虽带有鄂军两标护行,实不主剿办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诚演说,日行百余里,道路崎岖,宿于牛栏豕圈之间,寝食俱废。然遇村屯乡镇人烟稠密匪徒麋集之区,犹作舌敝唇焦口讲指划,务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胁从……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镇,人民皆备极欢迎,结彩舆前有如山积。”端方家丁也向朝廷报告:“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六大人(端方之弟端锦)前往演说……各界感情殷殷。”他又根据地方人士的申诉,向朝廷电奏:“ 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电文中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希望借此取得和绅民谅解的动机跃然纸上。

在革命风暴已经席卷而来的时候,作为负责弹压动乱的清廷大员,端方要面对的危机既是他个人的,也是清政府的。为了化解这两个层面的危机,可以说端方也竭尽了所能。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1911年11月13日,端方带领湖北新军抵达四川资州,在资州盘桓了十余日,他显然已陷入彷徨不定的困境。这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军心愈发动摇。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新军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尽管如此,兵变还是发生了。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端锦均被杀害。

裹上华丽外衣的暴力

杀死满人、清廷大员端方,在当时的语境中,当然是值得喝彩的革命行动。可惜,寻绎史料,又有一些意外的东西。

关于端方之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是这样叙述的,“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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