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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公费医疗:行政包办医疗让宰相送命(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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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28:10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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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情作弊，通常都是中央医疗机构派专家主持会诊或体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里，就有一段代理翰林医官使(正七品主任医官)姚可久“赴陕西体量藩部公事”的记录。前面讲过，支撑起公费医疗的整个体制就是医在王官，这就决定了医疗组织也是政府机能之一的性质，原本是科学技术性特强的专业行为，不可避免地染上浓郁的衙门色彩。以宋代为例，中央一级的各医药机构，分管领导一概都是外行，少数是低品京官，大多以宦官充任，名目如“提举太医局”、“提举翰林医官院”、“勾当御药院”等。业务上一窍不通，但所有行政人事财务庶杂权力，都握在他们手里，甚至在进行纯业务活动时，也是如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卷三六记，凡医官为皇族勋贵治病，一概都有这些“提举”们委派的宦官在旁边监督，理由是恐怕医师乘看病机会搞小动作。实际操作中的监督范围，又不只是皇族勋贵。比如前面说到钱若水、韩琦等人请太医看病，原文是“遣中使领太医往视”、“命内侍窦昭押士明往视”。钱若水是官仅五品的观察使，韩琦是官仅六品的知州，给五品六品的地方官员看病，都要由太监“领”去“押”送，京朝高级官员求诊时的状况，可想而知。所以在看似得益公费医疗的士大夫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叫“宣医丧命，勅葬破家”。后半句是说皇帝助办丧事，这里从略；前半句的意思是:假如是太医院掮起皇恩浩荡的招牌给你诊脉处方，你的病多半是没治了(《孔氏谈苑》)。
举个实例:北宋哲宗时，已经退下来的老宰相韩绛生病了，太医院医生出诊，当然少不了宦官“陪同”。皇帝听汇报，听说韩老食欲不振，便说自己正在服用的金液丹可以开胃。“提举翰林医官院”得旨，逐级传达，主治太医敢不遵旨？结果老先生年迈，精气已衰，抵不住金液丹的阳亢，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送了命。此即行政行为包办医疗实践的典型个案。前面提到唐代时不少京官爱选择在太医不当班的时候，去他家里求诊，想来这也是缘故之一。反过来，衙门式的管理程序和运作机制，客观上也抑制了公办医疗的水平提高。隋唐以后，随着私人行医的逐步放开，许多有志于通过广泛实践提高业务能力的医学家，都不肯窝在医官的圈子里。明代李时珍在太医院里仅干了一年便托病辞职，就是著名的一例。
另一方面，不少医师利用在公费医疗体制中服务的身份，谋求私利，也是事实。仍以宋代为例，众多太医各有自己的特殊服务对象，最称捷径的是拍公主、长公主们的马屁，“公主常因入宫时陈乞皇帝给负责自己健康的医生求取一官半职，这在宋初至神宗时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公主有权荐官，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也有权荐官。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讲过一个故事:官居正二品的侍中王贻永，每年有一个荐人当官的“恩例”名额，从而成为太医院医生的角逐对象。有位刘公才，功夫到家，王贻永已答应把今年的名额给他。正在这时，王贻永已嫁给诸司使夏偕为妻的女儿，患了重病，被另一个太医生朱严治愈了。女儿回娘家哭闹，一定要父亲先把荐官名额酬报朱严。王贻永没办法，只好说服刘公才先让一让。荫官命令下达的这一天，朱严死了。刘公才对王贻永说:“朱严没接受官职就死了，按规定可以重报人选。”王贻永便再为刘公才举荐。没想到新的委任令下达后，刘公才也因兴奋过度而猝死。沈括感叹:“为了一个四门助教这种小官，居然死了两个医生！”但是查一查北宋官制，四门助教的官品是从八品上，毕竟比在太医院当差强多了。因为古代医官的政治地位普遍很低，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署长的翰林医官使，只有正七品，相当于国家医学院院长的太医局令，只有从七品。像刘公才、朱严这些人，一般多居从九品下，甚至是“流外”无品。倘若能当上从八品的四门助教，起码是俸禄又长了两级。
人情处方，索取红包，营私走穴，朋分新药……许多“太医”靠兼办私人诊所成为巨富
往细处寻思，高官势要们因有特权可予回报，医官们格外尽力悉心，曲意奉承，一般的官吏有病求医，能不体会彼此厚薄？这又是衙门式公费医疗的一个弊端。还是拿两宋举例，人情处方的问题相当严重，当时太医局属下，有一个专门研制新药的机构和剂局，“凡一剂成，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癸辛杂识·别集》)。就是说，和剂局每试制成功一品新药，都被大大小小的京官和“有力者”私分了。据周辉《清波杂志》卷五记，权宦童贯倒台后抄家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都是贵重紧俏药品。其来路，无非是和剂局、太医局、太府寺等各有关部门和长官们的孝敬，正好暴露出公费医疗千疮百孔的漏洞。宋代法律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由此又折射出诸如讹诈钱财、收受红包等医德问题，当然受害者多是小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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