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人王善甫病状是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如裂，且饮食不下，用甘淡渗利之药无效。李杲诊治后找不到原因。他苦思冥想一直到半夜，突然混沌的脑海闪过一道亮光，他披衣而起，连声说：“吾得之矣！吾得之矣！《内经》上载，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乃出焉。”第二天一早，他赶到病人家，开了阴药，一剂就见效。
李杲用他高超的医术治好了许多垂危病人，使他名声大振，当时的人，都把他看作“神医”。
从中原北返后，他寄居在鲁北东平、聊城一带，正式开业行医，一直干了6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在真定定居，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著书立说。我们可以想象，那时他已站立在医学的峰巅之上，极目杏林，吸琼液佳酿，独辟蹊径创立了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写出了《内外伤辨惑论》三卷、《脾胃论》三卷、《兰室秘藏》三卷等，成为祖国医学的名著。
慧眼识珠
李杲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正直、忠厚，世事洞明，人情也极为练达，绝非那种见风使舵的小人。他和著名诗人元好问的友谊就说明了这一点。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并被原来的臣属蒙古灭亡。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他因而患了重病，遍求良医不能痊愈。后来他找到李杲，李杲药到病除，两人结为好友。
元好问当过金朝的中央和地方官，金朝灭亡后又拒不应聘做元朝的官，按理应被视为忠贞不二的名臣了。但由于两件事成为现代人所说的“有争议的人”，不少人骂他，“上累祖弥，下辱子孙”。
一件是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几天后蒙古兵入开封，大肆抢掠，碑立否不知结果。此事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因撰写崔立记功碑文，有涉“名节”一事，成为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他为此悔恨不已。
第二件是他看到元朝的统治者比较高明，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在晚年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尽管不少人攻击元好问，然而，李杲通过对元好问的全面了解，却一直支持他。他知道，元好问在金朝为官期间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当他罢职镇平县令，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舍，敬酒惜别。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至于他和元朝中上层官员交往的事，是他为了完成《金史》的宏愿而迫不得已的行为。当金在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